一段婚姻如何体面结束,见过上百个案例的她懂了

我让他们自己决定拍摄地点。一对夫妻选在自家厨房,两个人各站在厨房的角落,中间横着一把菜刀。

婚纱上绣着我向女性朋友们征集来的句子,有乐观的:“如果是你,也许有勇气面对”。但更多是犹疑和防备:“婚姻是我的另一个职场”。

责任编辑:苏有鹏

主持人:

生活不是考卷,人生这道题没有唯一解。欢迎收听南周播客“非标准答案”,我们邀请专业人士,聊聊具体而微的生活难题。

高考志愿填报已经结束,但有些考生在等来录取通知书之前,先收到了父母的离婚协议书。这是多年来都会在这个夏天流传的传说:那些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而维持婚姻的父母,终于等到了合适的分手时机。高考季,也成了离婚季。

那些让婚姻走向破裂的问题,往往已经积累了很久。一场争吵、一次背叛、一个无法跨越的分歧,都可能让两个曾经宣誓相伴终身的人决定分手。民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平均下来,每天约有7515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

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该如何放手?离了婚要不要公开,还要不要再见面?本期“非标准答案”栏目邀请了摄影师高美琳,她曾四次参与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为嘉宾们拍摄“离婚海报”。

更早之前,高美琳就开始拍摄“离婚纪念照”。2018年,为了完成毕业作品,22岁的高美琳接触了一百多对离婚夫妻,并拍摄其中12对,包括她离婚8年未再见面的父母。其实,整组作品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她的父母再见一面。

高美琳认为,“离婚和结婚一样,也需要被纪念”。被拍摄的人可以借此完成告别,观看的人也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

 高美琳,摄影艺术家。(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高美琳:

我从2018年开始拍摄离婚纪念照,邀请已经分开的夫妻重新见面。我想知道,两个曾经相爱并一起组建家庭的人,在分开之后,要怎么面对彼此?

后来,《再见爱人》的导演找到我,希望我用艺术装置和摄影的形式,帮助那些已经离婚或将要离婚的夫妻重新对话。

他躲到门后,背对着他的妻子

今年是第五季《再见爱人》,也是我第四次为嘉宾拍摄“离婚海报”。

这一季,我为相恋8年的演员李施嬅和健身教练车崇健准备了一条跑道。跑道上放着十块画着问号的板子,终点是婚礼殿堂。

他俩在2016年相恋,2019年订婚,2024年分手。这段关系的问题在于,车崇健太过独立,很多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的时刻,李施嬅只能一个人消化。李施嬅提到,她前后做过4次眼部手术,车崇健从来没有陪同。她为了陪他打篮球,脚指甲盖掉了4次。

我希望帮他们把话说开,所以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由李施嬅向车崇健提问,每得到一个回答,两人就推倒一块板子,向前跨一步。可面对她的追问,声称想要挽回关系的车崇健总答不上来,两人停在了第5块板子前。在我看来,李施嬅已经意识到,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

何美延和梁淞的关系恰好相反。他俩都是rapper(说唱歌手),结婚4年,已是三孩家庭,婚姻生活是无休止的争吵和追逐。何美延的总结是,“他逃跑,我来追,他要关门,我要开”。

我为他们搭了一个莫比乌斯环,一端是一扇破损的门,另一端是一辆自行车,由高低起伏的台阶连接。从上方俯视,整个装置像一个横放的阿拉伯数字“8”,没有出口。

比拍摄先开始的,是他们的争吵。两人回忆起某次吵架后在楼梯间的追逐,从二十九楼一路跑到十几楼。何美延说,她会三步并两步地往下跑,撑着扶手往下跳,“always on the way(总是在路上)”。梁淞则说他是在“逃命”。

拍摄前,我请他们各自选一个最符合当下状态的位置。他们站到了莫比乌斯环的两端。何美延告诉我,这意味着,“不管我往前还是往后,这里都是向他靠近的位置”。梁淞躲到门后,他背对着门和他的妻子。门是他的防弹衣,他说,“看不到挺好的,看不到不会那么害怕”。

 何美延和梁淞的“离婚海报”。(图/芒果TV《再见爱人》)

相较于之前的几季,现在我能更快判断一段关系的走向。但我不喜欢这种准确。准确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我越来越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相信爱情和婚姻。

为了让他俩重新见一面

我被节目组找到拍摄离婚纪念照,源于我的毕业创作。2018年底,我22岁,在中央美术学院读大四。我毕业创作的选题是,为离婚夫妻拍摄纪念照。

我先去了北京市朝阳区的民政局,用长焦镜头远远地观察那些走出来的人。奇怪的是,我分不清哪一对是来结婚的,哪一对是来离婚的。有人从民政局出来,在门口长长地拥抱,却又走向相反的方向。

后来,我胆子大起来,干脆走进民政局,有时扮成准备结婚的,有时又装作离婚的,挨着等待叫号的人,听他们讲各式各样的离婚原因:出轨、穷、三观不合、家族矛盾、产后抑郁。还有一个80岁的老爷爷坚持离婚,只因为不想和妻子葬在一起。

离婚也得照相。我又走访了几家民政局发现,很多地方拍结婚照和离婚照用的是同一个房间,同样的红色背景。区别只在于,结婚照是两个人并肩站着,离婚照是各自拍一张。

半年时间里,我接触了一百多对离婚夫妻。多数人不愿再和前任相见,有些已经进入新的关系,还有些人余恨未消,见面会打架。最后答应拍摄的只有12对,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愿意接受拍摄的原因是,“人到中年,想开了”。

我让他们自己决定拍摄地点。

一对夫妻选在自家厨房,两个人各站在厨房的角落,中间横着一把菜刀。另一对夫妻选择他们共同经营的照相馆,生计和快要高考的女儿,让他们选择依然住在一起,只是分房睡。

有一对年过六旬的夫妻,因为要照看外孙,离婚后又重新聚在一起。拍照时,阿姨总想再拍一张,叔叔却急着要走,摆手说,“不要不要”。拍摄结束,我请他们各自写一句想对对方说的话。阿姨写,“想靠靠不住”。叔叔写的是,“生活更美好”。

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张单人照。女人的前夫去世了,他们原先的房子也换了主人,我们只能站在门前完成拍摄。昏黄的感应灯打在她身上,背后是深蓝的天空和一排紧闭的房门。她给去世的前夫留言:“你在天堂,我在人间。”

一对离婚夫妻为了给即将结婚的女儿过户房子,在民政事务大厅再次见面。

这个项目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我的父母。其实,整组照片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他俩重新见一面。

他俩是大学初恋,一见钟情,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一切都非常美好。结婚不到几个月,我的姥爷意外瘫痪,妈妈去照顾姥爷,爸爸外出闯荡。两个人长期分居,积累了很多隔阂,见面总是吵架。终于,我初二那年,他们结束了18年的婚姻。此后8年,俩人不再见面。

离婚后,我跟着妈妈生活。她继续在大学任教,隐瞒了离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把我爸的一辆车停在家门口,对外说他去了济南工作。其实,爸爸成了房车一族,居无定所,随遇而安。

后来,他俩开始在我身上寻找对方的缺点。我妈常常教育我,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我爸的不安定与冒险。我爸也数落过我表现出的谨慎,“像你妈一样”。

所以毕业创作的初衷,是希望能帮助妈妈,让她放下,同时也解脱我自己。

爸爸一口答应了,但妈妈坚决反对拍摄。她问我,为什么要碰这样一个话题,“家丑不可外扬”,担心我以后会嫁不出去。我只好软磨硬泡,“如果拍不了这张照片,我就毕不了业了”。她才勉强答应。

2019年5月,一家三口回到了我小时候常去的那座小岛。多年前的中秋节夜晚,我们曾在海边铺一张床单,一起看月亮从海面升起。这一次,爸爸妈妈见了面,谁也不看谁,各自只和我说话。我让他们单独往前走一走。走着走着,两个人还是开了口,我站在他们身后,按下快门。

拍摄结束后,我请他们为彼此写一句话。爸爸写的是:“永远感激你带给我的所有美好!”妈妈最后写:“你是浪子别泊岸”。

那年6月,这组照片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观展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十万。我喜欢观察观众们的反应:那些在其他作品前嬉闹着拍照打卡的人,走到这面展墙前时,总会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在展览现场放了一本留言册,三天就被写满,又换了第二本,也被写满。有人写,“我会离开你的”。有人写,“谢谢你,让我成为了大人”。还有人写,“所有失败的婚姻里,可怜却不可恨的,只有孩子”。

高美琳的毕业作品展。

《送他去远方》

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要学着放手的,还有他们的孩子。

拍完《离婚纪念照》后,我去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创作主题延伸到家庭。在我看来,家庭和婚姻的区别,在于关系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2019年底,我跟随一个来自中国的三口之家,在加州死亡谷旅行了10天。

那是我心中非常完美的一个家庭。在餐桌上,一家人会聊起多年前的趣事,聊着聊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那对父母还会挤在一张小床上睡,那是我太久没有见过的场景。

在观看他人的故事时,我会忍不住想象很多幸福的答案,又很快意识到,那些幸福都不属于我。我已经不再拥有一个可以团聚的家庭,也有两年没见过爸爸。他时常抱怨我,说我不关心他。

于是,为了理解我的“浪子”父亲,我“跟踪”了他7天6夜。

2021年11月底,爸爸开着房车,从老家山东一路向西,目的地是重庆,去他新的家庭。我想送送他。但我不被允许进入他的车,只好租车,偷偷跟在后面。开始几天,我几乎不吃不睡,却还是两次把车跟丢,只能假借关心他的名义发消息询问,才又重新找到他。

出发前,我收集了我俩过去在微信里互相发送的照片,并把照片一张张贴在他的车尾。起初我不敢多贴,挑最小的照片,只贴在角落里,到了第三、四天,他才发现,却没有阻止,直到白色的车漆被完全盖住。他就带着这些照片,穿过大街小巷,有时停下来,向路边的人介绍:“这是我女儿做的,她是个艺术家。”

房车的车尾贴满了父女俩日常交流的照片,引来路人围观。

我第一次见到他眼中的世界。如果不是他,我大概永远不敢在夜里翻越秦岭,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没有信号,导航失灵,我只能死死盯着前面那辆房车。

第7天分别前,我们一张一张撕下车上的照片,把房车恢复成最初干净的样子,交还给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两辆车并排停着,他摇下车窗,问我住在哪家酒店,想送送我。我催他快回去,别让阿姨不开心了。他突然把头转到另一边,哭了。

我一下子回想起小时候,我总是坐在火车车厢里,对着车窗外的他哭喊,“我要爸爸”。那一次,我发现我和父亲的角色好像互换了,现在在车里的是他。

我把这件作品取名为《送他去远方》。

2024年春天,我再次邀请父母回到拍摄离婚纪念照的小岛。这一次,他们居然能像朋友一样交流。这种感觉像是,那片海滩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风暴,如今风浪退去,一切归于平静。

在那片平静的海滩上,我们终于拍下了第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

想结婚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

拍摄离婚纪念照的这些年,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离婚变得越来越简单,结婚却越来越难。

2018年我拍离婚照时,还没有《再见爱人》,也没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就像我妈经历的那样,是一件不体面的、需要被遮掩的事。

这两年,开始有人主动来找我拍离婚纪念照。2025年8月底,我拍摄了一场离婚典礼。男人将和妻子离婚,他联系我,希望我能帮他们记录这最后一次“告白”。

地点选在他俩当年结婚的酒店,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他俩是校园恋爱。步入婚姻后,男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出轨,最后走向分手。在离婚冷静期,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把日常的纪念物、过去的照片一件件摆出来。典礼上,他们播放婚礼的视频,一起看旧照片,念写给彼此的信,拥抱,拍照,合唱《爱的代价》。

离婚在今天,似乎真的成了一件值得被记录的事情,甚至成为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结婚则需要更长的犹豫,人们不再轻易妥协,更习惯观望。

2019年,《离婚纪念照》刚完成时,很多人问我,你见过这么多失败的婚姻,你还相信爱情吗?还相信婚姻吗?我当时笃定地回答“相信”,我觉得自己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有记者听完,只说:“你把这句话放在这儿,过几年再看一看。”

之后,我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恋爱,一段6年,一段4年。我发现自己关心和爱人的能力在慢慢退化,逐渐倾向于保护自己,就像许多“恐婚”“不婚”的人那样。

2025年3月,我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的橱窗展出了一件婚纱。婚纱上绣着我向女性朋友们征集来的句子,有乐观的:“如果是你,也许有勇气面对”。但更多是犹疑和防备:“婚姻是我的另一个职场”,“婚姻不是人生必需品,可不嫁,可不生”,“他人即地狱”。

这件作品叫《当代女子》。

《当代女子》,刺绣文字会在婚纱裙摆上浮现。

在我熟悉的北上广,年轻人面临着各方面的生存压力,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一再推迟。再加上这些年关于女性独立的讨论,很多旧的相处模式被否定了,新的共识却没有建立起来。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一方面认同独立,也习惯独立;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山东女人——我期待在亲密关系中,被男生包容和照顾。

身边的朋友不理解我,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个男人呢?我说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我是需要一个爱人,我希望能和我的爱人一起,组建我们的家庭。我不想再纠结过年该去我爸家还是我妈家,我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如果在35岁还没有找到另一半,我计划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也许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家庭吧。我正在做的创作,也依然和家庭有关。我在为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拍摄结婚照。我见了几十个人,其中大多数对婚姻并不抱期待,甚至没有谈过恋爱。真正想结婚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

我已经拍摄了10组结婚照。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已经见过父母一地鸡毛的爱情,还要选择进入婚姻?原生家庭对个人婚姻会有怎样的影响?爱情到底为什么重要?

我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知道如何得到爱,更知道如何“输出”爱。我接触过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女生,在十年的婚姻里,几乎独自承担了两个人的全部开支,包括彩礼、房子和车子,只是因为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喜欢梁永安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人要去认识自己内心的创伤,要使它愈合,生命要打开新的叶子,生长出新的枝叶来,去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生命,然后去爱人,去相爱。

我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想要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儿。这是一种对爱情的信仰,我在寻找和我有着相同信仰的人。

主播/周婷怡

剪辑/周婷怡

运营推广/钟静柔

网络编辑:木子 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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