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阎连科打官司
阎连科有关艾滋病的新书出版一年，出版社不仅拒绝支付稿费，还拒绝支付承诺给一个艾滋病村的5万元捐款，并反诉“所谓捐款实际上变相成为”阎连科的“收益”……
阎连科现在很烦恼。他的《丁庄梦》(参见本报2006年3月23日27版报道《活着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出版已经近一年了，出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仅拒绝支付稿费，还拒绝支付承诺给河南一个艾滋病村的5万元捐款。这使一起在出版界享有美誉的公益行为变了味，双方也不得不靠法律来解决问题。
进村捐款
阎连科给艾滋病村捐款的念头由来已久。1996年，家住北京的阎连科通过朋友得知，老家河南农村发现了大量艾滋病人，有位叫高耀洁的医生，一直在为艾滋病患者到处奔走。在回河南老家过年时，阎连科专程去郑州见了高耀洁。
经高耀洁介绍，阎连科认识了河南尉氏县邢庄乡新庄村的一对艾滋病患者父子，他们是因为卖血不幸感染艾滋病的。阎连科、高耀洁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为高耀洁的工作所感动，阎连科希望自己也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他当时给了孩子400元钱，并开始资助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上学读书。然而，没有多久，有消息传来说，这个孩子已经死去。这令阎连科非常震惊，也让他记住了新庄村。
2003年底，阎连科和医学人类学家邵京第一次走进新庄村。邵京是美籍华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一直在想方设法救助艾滋病患者。新庄村是重点的艾滋村，30至45岁的劳动力中，大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阎连科和邵京在这里的工作包括：在村里给百姓办班，普及艾滋病传染和“鸡尾酒”疗法的常识，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邵京以讲课为主，阎连科主要跟重点病人谈心，劝说辍学的孩子继续读书，资助学习好的孩子，解决村里的粮食问题。
几天的工作下来，阎连科发现，对于艾滋病患者家庭来说，除了治病，他们更焦虑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粮食紧张的原因，一是当地为黄河故道，全是沙土地，没有水源，往年浇地都是各家各户在自家田头用柴油机抽地下水，可大部分家庭的劳力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就没有力气发动那种手摇柴油机了。二是柴油疯狂涨价，烧柴油抽水浇地，每亩油钱需10元左右，每亩每季浇地光柴油钱就需七八十元，每家如有10亩地，一年就需2000多元，因此浇不起地，粮食欠收，许多人家吃粮就成了问题。
如果用电浇地，每亩每次电费只需4元。但新庄村只有照明电，没有动力电。需要把动力电从镇上架到村庄，装上变压器，再给每个艾滋家庭买一台小的水泵，这笔费用大约需要10万元左右。
2004年初，阎连科决定写两本有关艾滋病的文学作品。一部纪实文学，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和一家出版社合作，哪个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就和我一块(各掏5万元)资助新庄村，帮这个艾滋村解决吃粮浇地问题。”
阎连科先找了作家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结果得到的答复都是出版没有问题，但捐助需要“研究”。最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韩忠良同意出版《丁庄梦》，并和他一起捐款帮助新庄村。
2004年6月8日，阎连科和春风社的副总编辑常晶、邵京一行人从北京赶往新庄，再次对新庄的浇地用电工程进行了一次成本核算，并和村里的8个老党员一起研究了工程的可行性。晚上9点，在尉氏县的一个路边招待所里，阎连科、常晶(代表春风文艺社)各掏5万元现金，当着邵京、新庄村村长丁权的面，把10万元现金给了新庄村老支书丁鸿章。丁鸿章收了钱以后，当场以新庄村委会的名义给他们写了收据，并盖上了公章。
阎连科给艾滋病村捐款的念头由来已久。1996年，家住北京的阎连科通过朋友得知，老家河南农村发现了大量艾滋病人，有位叫高耀洁的医生，一直在为艾滋病患者到处奔走。在回河南老家过年时，阎连科专程去郑州见了高耀洁。
经高耀洁介绍，阎连科认识了河南尉氏县邢庄乡新庄村的一对艾滋病患者父子，他们是因为卖血不幸感染艾滋病的。阎连科、高耀洁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为高耀洁的工作所感动，阎连科希望自己也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他当时给了孩子400元钱，并开始资助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上学读书。然而，没有多久，有消息传来说，这个孩子已经死去。这令阎连科非常震惊，也让他记住了新庄村。
2003年底，阎连科和医学人类学家邵京第一次走进新庄村。邵京是美籍华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一直在想方设法救助艾滋病患者。新庄村是重点的艾滋村，30至45岁的劳动力中，大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阎连科和邵京在这里的工作包括：在村里给百姓办班，普及艾滋病传染和“鸡尾酒”疗法的常识，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邵京以讲课为主，阎连科主要跟重点病人谈心，劝说辍学的孩子继续读书，资助学习好的孩子，解决村里的粮食问题。
几天的工作下来，阎连科发现，对于艾滋病患者家庭来说，除了治病，他们更焦虑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粮食紧张的原因，一是当地为黄河故道，全是沙土地，没有水源，往年浇地都是各家各户在自家田头用柴油机抽地下水，可大部分家庭的劳力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就没有力气发动那种手摇柴油机了。二是柴油疯狂涨价，烧柴油抽水浇地，每亩油钱需10元左右，每亩每季浇地光柴油钱就需七八十元，每家如有10亩地，一年就需2000多元，因此浇不起地，粮食欠收，许多人家吃粮就成了问题。
如果用电浇地，每亩每次电费只需4元。但新庄村只有照明电，没有动力电。需要把动力电从镇上架到村庄，装上变压器，再给每个艾滋家庭买一台小的水泵，这笔费用大约需要10万元左右。
2004年初，阎连科决定写两本有关艾滋病的文学作品。一部纪实文学，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和一家出版社合作，哪个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就和我一块(各掏5万元)资助新庄村，帮这个艾滋村解决吃粮浇地问题。”
阎连科先找了作家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结果得到的答复都是出版没有问题，但捐助需要“研究”。最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韩忠良同意出版《丁庄梦》，并和他一起捐款帮助新庄村。
2004年6月8日，阎连科和春风社的副总编辑常晶、邵京一行人从北京赶往新庄，再次对新庄的浇地用电工程进行了一次成本核算，并和村里的8个老党员一起研究了工程的可行性。晚上9点，在尉氏县的一个路边招待所里，阎连科、常晶(代表春风文艺社)各掏5万元现金，当着邵京、新庄村村长丁权的面，把10万元现金给了新庄村老支书丁鸿章。丁鸿章收了钱以后，当场以新庄村委会的名义给他们写了收据，并盖上了公章。
出版纠纷
春风文艺出版社以捐款5万元的方式获得了《丁庄梦》的出版权，但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2005年的9月8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到北京组稿，并与阎连科见面，并就阎连科的12卷作品集签定了出版协议。
“当时，《丁庄梦》已经脱稿，曹元勇再次来京和我见面，他希望能够出版《丁庄梦》，以新作带动作品集的销售，并表示首印可以达到15万册。在谈到春风社前期的合作时，他也表示春风社捐助的5万元可以还给春风社。”阎连科回忆。
对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出版自己的作品集自然是非常大的诱惑。对此，春风文艺出版社也对阎连科的选择表示理解。曾出版《受活》并与阎连科结下友谊的春风社社长韩忠良表示：“如果上海文艺社可以给你签15万册的合同，为了作家的利益，我们愿意放弃《丁庄梦》的出版权。”春风社所捐的5万元从阎连科的《受活》稿费中扣除。
2005年11月23日上午，阎连科在曹元勇的陪同下，在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总编辑郏宗培的办公室内，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商谈好了合同的所有细节，签定了合同。
合同规定，《丁庄梦》首版印数为15万册，版税率为12％，支付版税方式为：第一次在作品出版(2006年1月正式出版)满三个月时，结算5万册的版税(12万元)；满6个月时，结算第二个5万册的版税，剩余部分在出版满12个月时结算完毕。
关于向艾滋村捐助5万元的事宜，合同第13条规定：“甲方在写作上述作品时，曾深入生活、做实地调查，并出款捐助当地公益事业，乙方愿拿出5万元人民币参与此项公益事业，并于2005年12月底之前将该笔款项交给甲方。”
在2006年1月出版的《丁庄梦》的封面勒口，还印有“为写作和出版这部小说，作者和上海文艺社捐献义款，联合进行了‘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慈善行动’，这项行动仍在继续”的宣传说明文字。
2006年7月2日，离《丁庄梦》出版已有6个月。一直没有收到稿费的阎连科和《丁庄梦》一书的责任编辑曹元勇联系，询问稿费的事情。曹让他找总编辑郏宗培。但郏宗培不接他的电话，无奈之余，阎连科只好写信给郏宗培，希望他们支付已经替其垫付的5万元捐献义款和应付的稿费，甚至可以放弃出版文集的合同。但一个月过去了，阎连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8月15日，阎连科再次致信郏宗培，希望不要因为稿费和义款的事伤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和气而打上“官司”，但仍未有任何回应。气愤的阎连科委托律师两次发函给上海文艺社催款，并寄去“终止出版合同通知书”，均未得到任何说明和回音。
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下设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权利义务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承担。基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拒绝覆行承诺的义务，2006年8月24日，阎连科委托律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8月29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正式受理此案。
春风文艺出版社以捐款5万元的方式获得了《丁庄梦》的出版权，但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2005年的9月8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到北京组稿，并与阎连科见面，并就阎连科的12卷作品集签定了出版协议。
“当时，《丁庄梦》已经脱稿，曹元勇再次来京和我见面，他希望能够出版《丁庄梦》，以新作带动作品集的销售，并表示首印可以达到15万册。在谈到春风社前期的合作时，他也表示春风社捐助的5万元可以还给春风社。”阎连科回忆。
对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出版自己的作品集自然是非常大的诱惑。对此，春风文艺出版社也对阎连科的选择表示理解。曾出版《受活》并与阎连科结下友谊的春风社社长韩忠良表示：“如果上海文艺社可以给你签15万册的合同，为了作家的利益，我们愿意放弃《丁庄梦》的出版权。”春风社所捐的5万元从阎连科的《受活》稿费中扣除。
2005年11月23日上午，阎连科在曹元勇的陪同下，在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总编辑郏宗培的办公室内，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商谈好了合同的所有细节，签定了合同。
合同规定，《丁庄梦》首版印数为15万册，版税率为12％，支付版税方式为：第一次在作品出版(2006年1月正式出版)满三个月时，结算5万册的版税(12万元)；满6个月时，结算第二个5万册的版税，剩余部分在出版满12个月时结算完毕。
关于向艾滋村捐助5万元的事宜，合同第13条规定：“甲方在写作上述作品时，曾深入生活、做实地调查，并出款捐助当地公益事业，乙方愿拿出5万元人民币参与此项公益事业，并于2005年12月底之前将该笔款项交给甲方。”
在2006年1月出版的《丁庄梦》的封面勒口，还印有“为写作和出版这部小说，作者和上海文艺社捐献义款，联合进行了‘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慈善行动’，这项行动仍在继续”的宣传说明文字。
2006年7月2日，离《丁庄梦》出版已有6个月。一直没有收到稿费的阎连科和《丁庄梦》一书的责任编辑曹元勇联系，询问稿费的事情。曹让他找总编辑郏宗培。但郏宗培不接他的电话，无奈之余，阎连科只好写信给郏宗培，希望他们支付已经替其垫付的5万元捐献义款和应付的稿费，甚至可以放弃出版文集的合同。但一个月过去了，阎连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8月15日，阎连科再次致信郏宗培，希望不要因为稿费和义款的事伤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和气而打上“官司”，但仍未有任何回应。气愤的阎连科委托律师两次发函给上海文艺社催款，并寄去“终止出版合同通知书”，均未得到任何说明和回音。
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下设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权利义务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承担。基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拒绝覆行承诺的义务，2006年8月24日，阎连科委托律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8月29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正式受理此案。
遭到反诉
生平第一次打官司的阎连科，说自己是一步步被推上打官司这条路的，他实际上并不想打官司，目的主要是想让关爱艾滋病人的口号落实在行动上，更不能欺骗读者，“因为每一个购买这本书的作者都以为自己是给艾滋病村捐了款的”。
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对阎连科提起民事反诉，要求“判决合同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无效，并以实际销售量向阎连科支付稿酬”，理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不得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出版以外的民事活动，比如捐赠”，认为“所谓捐款实际上变相成为”阎连科的 “收益”。
上海文艺出版社认为，《丁庄梦》出版后，“因有关内容涉及国家荣誉，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向反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但阎连科否认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个说法。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和消息。《丁庄梦》‘有损国家荣誉’，哪里损害了国家荣誉呢？这书是你们再三审查通过的呀，有损国家荣誉你们为什么还出版呢？在和郏宗培谈合同的时候，我还提到关于春风社资助的5万元是用于艾滋病人的公益事业，你们可以不出，由我还给春风社。郏宗培斟酌之后，决定由他们全部来还，说：‘公益事业，我们还是要做的’，为什么现在又说捐赠实际是我的收益呢？”
记者曾致电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丁庄梦》责任编辑曹元勇，曹元勇在电话里出言谨慎，“这个事情社里已经不让我管了，一切事由现在由总编辑负责。”记者接着致电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总编辑郏宗培，正在开会的郏宗培犹豫良久，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这个事儿已经把我们搞得够尴尬了，一切交给法院去判。”
2006年11月8日，经过前期举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建议双方进行调解。但因为双方条件相差太大，目前并未取得一致。
2007年1月15日，阎连科的律师潘继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调解条件是：支付不超过8万册书籍的稿费；不道歉。这离阎连科的调解条件太远了。阎连科的要求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支付36万元稿费加5万元捐赠款计41万元；出版社公开向阎连科和捐赠对象以及广大读者道歉。
对记者的采访电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律师廖恬说：“现在案子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正在申请不公开审理，所以我不接受任何采访。”
1月22日下午，阎连科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至今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没有任何回音，他还得等待。
生平第一次打官司的阎连科，说自己是一步步被推上打官司这条路的，他实际上并不想打官司，目的主要是想让关爱艾滋病人的口号落实在行动上，更不能欺骗读者，“因为每一个购买这本书的作者都以为自己是给艾滋病村捐了款的”。
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对阎连科提起民事反诉，要求“判决合同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无效，并以实际销售量向阎连科支付稿酬”，理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不得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出版以外的民事活动，比如捐赠”，认为“所谓捐款实际上变相成为”阎连科的 “收益”。
上海文艺出版社认为，《丁庄梦》出版后，“因有关内容涉及国家荣誉，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向反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但阎连科否认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个说法。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和消息。《丁庄梦》‘有损国家荣誉’，哪里损害了国家荣誉呢？这书是你们再三审查通过的呀，有损国家荣誉你们为什么还出版呢？在和郏宗培谈合同的时候，我还提到关于春风社资助的5万元是用于艾滋病人的公益事业，你们可以不出，由我还给春风社。郏宗培斟酌之后，决定由他们全部来还，说：‘公益事业，我们还是要做的’，为什么现在又说捐赠实际是我的收益呢？”
记者曾致电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丁庄梦》责任编辑曹元勇，曹元勇在电话里出言谨慎，“这个事情社里已经不让我管了，一切事由现在由总编辑负责。”记者接着致电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总编辑郏宗培，正在开会的郏宗培犹豫良久，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这个事儿已经把我们搞得够尴尬了，一切交给法院去判。”
2006年11月8日，经过前期举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建议双方进行调解。但因为双方条件相差太大，目前并未取得一致。
2007年1月15日，阎连科的律师潘继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调解条件是：支付不超过8万册书籍的稿费；不道歉。这离阎连科的调解条件太远了。阎连科的要求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支付36万元稿费加5万元捐赠款计41万元；出版社公开向阎连科和捐赠对象以及广大读者道歉。
对记者的采访电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律师廖恬说：“现在案子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正在申请不公开审理，所以我不接受任何采访。”
1月22日下午，阎连科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至今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没有任何回音，他还得等待。
捐款变“收益”，阎连科与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打开了官司
白纸黑字的合同，划线部分为争议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