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纪委副书记提反腐五建议
审计部门应和纪检监察部门结合起来；每一笔钱都该进预算；财产来源不明最多判五年让调皮官员钻空子。“我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现在当人大代表，我觉得不用法不用制度来治理腐败是不行的。”
原中央纪委书记刘锡荣在“两会”期间的发言颇有中纪委官员的风格，直言敢言，直指问题核心。
3月9日下午，浙江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刘锡荣，是他所在的小组里发言时间最长、反响最热烈的代表。
他首先回应关于审计部门可以隶属人大的发言，他觉得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也可以像古巴那样结合起来，因为现在，“审计部门查出来不能处理，纪委监察部门有处理的权力但是没有力量去查”。
有人说，有案子也是在审计中发现，随后纪委介入。不过刘锡荣提醒说，因为地方上审计部门要把结果先告诉政府一把手，里面就存在一个可能：如果政府领导和这个厅长关系好得很的话，首先就给压下来，不让告诉纪委，这样不利于揭露问题。“所以在体制上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这位声言自己一直在思考反腐倡廉之路的老人说，邓小平说过，人与制度相比，制度才是第一位的。他由此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五部法律，在制度上遏制腐败。
“我们现在每年有5万多亿的财政收入，但是教育和医疗还这么困难，怎么分好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是个大问题。”刘锡荣说。他由此建议要出台国民的收入分配法，“让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力过问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
第二个是财政预算法。“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联系。”刘锡荣说，我们国家一些钱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是列入了，有的也不严格执行。“为什么现在‘跑部钱进’那么多？在北京，省有办事处，市有办事处，县还有办事处，大的企业有办事处。”刘锡荣说，因为“钱可以给你也可以给他，这个钱不跑白不跑。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腐败，暗箱操作由此而来”。
刘锡荣说，“每一笔钱都应该进预算，违反的话就要追究，如果很多钱不列入预算，怎么监督？这个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第一是蛋糕要分好，第二是严格按照制度去分。”
第三是惩处集体贪污法。“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法律。”刘锡荣说，“去年中纪委派我协助国务院搞工资改革，我在全国各地调查，大吃一惊，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厅，有钱的和没有钱的，收入可以相差几十倍，少的话七八倍很正常。”
“国务院砍了50%的审批权，到了下面我查了下，没落实。一些地方把审批权改为审查权，或者把审批权改为备案权，说到底就是没有经过我批准还是不行。权要抓住用，权一交小金库就做不大了。”
刘锡荣说，这跟中国没有惩处集体贪污法有关，“他们说，个人拿5万块钱开除党籍，但要是集体决定的话，我调查了一下，一个月发一万二，没关系，集体决定的啊。”
刘锡荣说，一些人会说某些贪官太笨了，“为什么贪那五万块钱，你集体决定大家分掉就没事了嘛，居然有出这样的主意钻法律的空子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认为惩处集体贪污法一定要出台，不然我们去年搞的工资改革，不到几年就又重蹈覆辙。”刘锡荣说，公务员的分配要法制化。
第四个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当然过去（财产）报也报过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这种报和不报都是一样的。”刘锡荣说，他认为官员财产还是要申报，“但是比较复杂，你要报到哪里，亲属和子女要报到哪里，未成年的子女和独立的子女要不要一起报，这个界限是要分出来的。但是没有财产申报法是很危险的，我们国家现在处理干部很难，比如财产来源不明的话最多就是五年徒刑。现在有调皮的官员就钻这个空子，他两千万财产来源不明，死也不讲，他知道讲自己的脑袋就要搬家，死都不讲，最多五年徒刑。”
刘锡荣说，这也和财产来源不明不管数量多少都是五年徒刑有联系。“在国外，来源不明的财产都论等同贪污受贿。”
第五个法律是行政机关编制法。“我们不仅要廉洁的公务员，还要廉价的政府。”他同时认为，部门太庞大了，不可能高效，“一样事情要好多部门来搞，后来成立领导小组，省长当组长。搞不好工作说省长不开联席会议，厅长很轻松”。“有的县里，有17个副县长，现在的官不是过去的官啦，配汽车，配秘书，宿舍也要换大的。所以编制法要确定干部的编制，一个都不能超。”“我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现在当人大代表，我觉得不用法不用制度来治理腐败是不行的。我们的理论再科学，路线再正确，如果没有一个廉洁政府，没有一个优良作风，仍然实现不了我们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