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谢 泳:两件小事

“在子女面前,(顾准夫妇)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可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我对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敬意,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理性认识,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我始终有一个基本判断。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历史肯定是有局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说旧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品格,我一定会找出很多具体的事例,如果只是特例,我不会轻易下结论。
    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待人接物的气度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倾向于认为,旧时代的教育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没有致命的弱点,在做人这一点上,后来的教育基本失败。20世纪后50年的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从教育设计者所期望达到的教育目的来说,这个教育很成功,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那种教育所带来的后果。另一面,这个教育又很失败,理由就不多说了。
    没有一种教育是成心要让人学坏的,但教育的结果是很多人变坏了,这是一个事实。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而是要让人学会恨。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博爱,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但到了后来,这些都不要了。
    19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听话的人,你让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你让我干坏事我就干坏事。到了“文革”,教育的后果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学生打老师,学生逼得老师跳了楼。从这个结果上评价,我们的教育成功吗?好的教育制度才可能培养出好人来,如果相反,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
    前些年武汉有一本杂志叫《今日名流》,我在上面读到过一件事,印象极深。事情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国平的儿子李工真讲的。李工真说,像“文革”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革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我父亲对我讲,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凡是解放前教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台子上公开讲李国平你如何如何的,一个都不敢。解放以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1952年1953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而且愈演愈烈,1965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了,一个个都用拳头对付他了。”
    人们不要把李先生的话当作数学定律,要它百分之百准确,而是要珍视他的那种感受,就感受而言,李先生的话没有错。
    教育的首要问题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的通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好。而过去的教育在这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并不是从教育中能找到的,因为教育只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
    有一篇回忆顾准的文章,作者徐方,是顾准当年的一个晚辈。徐方的妈妈是顾准的同事。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说到教育孩子的问题,顾准承认他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在他出事以后,他的孩子都不和他来往了。在那样的年代里,顾准的孩子不和他来往,而徐方却一直保持了她对顾伯伯的敬重。徐方回忆说:“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之间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可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代里司空见惯,现在提这件事,也不是要去纠缠这是谁的责任,而是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及认识这个事实和中国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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