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莎士比亚的肉身

■每周一书

    但凡忝列仙班的神祇，多半是不习惯被人们用乳名来称呼的。早在莎翁去世后１６年，年轻的弥尔顿就毕恭毕敬地管这位斯特拉福镇乡绅叫“男缪斯”了。等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将莎士比亚抬进神殿，尽管偶尔莱辛会批评这位英国佬语言粗鄙，但已经很少有人会将他与凡夫俗子等量而齐观之。时至今日，哈罗德·布鲁姆更是放言，文学在莎士比亚那里就算到头了。或者干脆套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西方正典啊，汝的名字叫威廉。正是因为莎士比亚这三四百年的尊神地位实在骇人，格林布拉特这本《俗世威尔》（Ｗ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ｏｗ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的标题才多少显得有点吊诡。抛开双关和头韵的小把戏不谈，这位新历史主义学派泰斗似乎想提醒我们，传主也乃人间父母生养，也乃曾寄居于尘土的一具肉身。就如副标题开宗明义的那样，这本书旨在回答：莎士比亚是如何变成莎士比亚的。
    这绝非一个无厘头的问题。试想，１６世纪８０年代末，某位家境破落的手套商人之子独自从偏远小镇来到伦敦剧院谋生，在那花了２４年平静地写出３８个剧本，然后告老还乡并很快入土为安。如此乏味无趣的人生，怎么可能配得上万物肇始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文魁呢？他既无贵族血统，亦无传奇经历。私奔、决斗、酗酒、入狱、失明这些近代才子的家常便饭他一样也不沾。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竟然没有进过一天的牛津或者剑桥！所以，围绕“他是如何成为他”的问题，莎学各派中渐渐分裂出两种极端意见，即“天造说”和“假冒论”。前者相信莎士比亚是万古不遇的基因突变的产物，他对语言的异禀和对人性的烛照是超越任何时代的。那些将他纳入文艺复兴时代语境并加以历史化考察的做法，都是对天才本末倒置的降格。后者则从“环境塑造说”的前设出发，怀疑莎士比亚若非元神附体，一定背后另有其人。此论足有三种版本，嫌疑人分别是南安普敦伯爵、弗朗西斯·培根和剑桥才子马洛。说性喜低调的贵族用普通文艺青年之名借壳上市倒也忍了，为什么早在１５９３年就死于酒馆斗殴的马洛也会被拉出来为后来的莎氏名作负责呢？原来，有人推测出被匕首插眼的马洛其实没有死，而是隐姓埋名到了意大利，勤奋地写出惊世剧作，然后通过伦敦的一位朋友转交给寂寂无闻的演员威廉。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第二年突然就写出了首部杰作《爱的徒劳》，完成了从威尔到莎士比亚的蜕变。
    此等充满蛮力的想象虽徒增笑柄，倒也从侧面反映出莎士比亚传记写作的艰难。若想打通莎氏其人与其文之间巨大沟壑，稍不留神就会陷入不可知论或无稽杜撰的泥潭。一方面，莎士比亚从离开学校，到后来现迹伦敦，这之间有十多载“失落的年份”几乎无从可考。另一方面，他塑造的福斯塔夫、哈姆雷特、李尔等人物各具其异，模仿的三教九流语言又无不惟妙惟肖，以至于作者真实的自我反而被其奇绝澎湃的想象所隐匿了。因此，格林布拉特需要做的，是在莎士比亚生平的空白处填补最合情理的想象，在莎剧文本的字里行间找寻蛛丝马迹，潜入这位文学天尊禁闭森严的内心世界，并对他文字内外的矛盾性和两面性进行可信的解释和推论。
    最见作者研究功力的，无疑是一直以来人们所知最少的——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此，格林布拉特为我们勾勒了威尔成长中的两种酵母，分别是社会和家庭。从斯特拉福镇的文法学校，到英格兰中部皇家供奉剧团的巡演盛况，《俗世威尔》一直试图向读者证明，哪怕是儿时学习拉丁字母的角帖书（ｈｏｒｎｂｏｏｋ），或是骑在父亲脖上远眺过的民间神秘剧，都在冥冥中熏陶着小威尔走向戏剧道路。而作为庸才和酒鬼的父亲，则在少年的心里早早投射下了对身份的焦灼和渴望。这些埋藏在潜意识里的动因，又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日后对俗世名利的矛盾情感。他可以在剧本中尖刻地讥笑贵族的虚伪矫饰，却又偷偷贿赂约克纹章局，用美化家族谱系的办法把自己从戏子擢升为乡绅；他在《威尼斯商人》里无情嘲讽犹太放贷者，而自己退休后却热衷于置业投资，并曾为了３５先令１０便士欠款而将邻里告上法庭。早早就奉子成婚的莎士比亚对糟糠之妻似乎毫无爱意可言。他日后深情款款地为同性情人和匿名女士写下多首十四行诗，却没有一个字母献给小镇上的老婆，除了死后遗嘱上那张著名的“第二好的床”。格林布拉特甚至推测，威尔自拟的墓志铭上之所以要对盗墓者下如此狠毒的诅咒（“好朋友们，看在耶稣的面上，莫要挖掘这里的墓葬，容此碑石者老天保佑，遗我骸骨者要受诅咒。”），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将来与妻子合葬。当然，这些都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莎剧中缺少对长久爱情和婚姻生活的讴歌。
    全书另一个震撼的八卦，是要揪出莎士比亚家族一具讳莫如深的衣柜骷髅（连同里面藏着的念珠、十字架、画像等天主教行头）：威尔及其父其实是隐蔽极深的宗教异端，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阳奉阴违的忤逆臣民。在宗教宽容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确的今天，我们的确很难想象那样的身份可能意味着什么。于是，作者为了让我们更贴近当时的语境，耐心地向读者描述莎士比亚家族相识的几位梵蒂冈卫道士是如何被政府以叛国罪起诉，遍历绞刑、割睾丸和开膛破肚等工序，然后被大卸四块的。不消说，当莎士比亚第一次来到伦敦，参观这些大门石柱上陈列的尸首时，一定会对自己日后手中的那管鹅毛笔产生复杂的恐惧。这种情绪经过变形，最后成为了《哈姆雷特》中的那个鬼魂的震怒。它咆哮的怒火，或许与不忠的妻子和弑君的兄弟无关，而是来自对炼狱之苦的巨大恐惧。根据格林布拉特的分析，莎翁后期悲剧中对于死亡主题的内省，很可能源自他对天主教里那些充满终极关怀的圣礼的眷恋，因为那些与亡者的对话是新教的简陋教堂所无法提供的。
    当然，无论这位莎学权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修为多高，仍有一个尴尬无法避免：即使在中文译本中，我们依然能随处辨认英文情态动词想象性用法的踪迹。关于莎士比亚年轻时去过兰开夏郡当家庭教师，并在那里密切接触了地下天主教组织的猜测，不过源于过世主人的一封拼写有“莎克夏夫特”遗书。它可能是莎士比亚，也自然可能不是。同样，对约翰·莎士比亚宗教信仰的指认，无非是来自他家房顶上发现的危险手稿。如果这些证据竟是讹传或伪书，那格林布拉特后面所做的文本细读和缜密推论岂不成了“空中楼阁”？这或许是所有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者面对的共同危险，因为他们都要倚重外部因素对人格及创作的塑造力量。一旦用这种内在逻辑去分析莎士比亚式的稀罕人物，又是否会变成对天才们“画地为牢”的矮化呢？至少在布鲁姆那里，威尔这样的“强力”作家是绝对不会被所谓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时代风潮制绊住的。幸运的是，尽管在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和文本（ｔｅｘｔ）之间，我们难免有取舍的疑虑，但阅读格林布拉特这本书的快感依然是无法抵抗的——它比历史传记更加文学，比文学阐释更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