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流浪者实验
朱聪说,流浪者之间的关系松散,建立在一种随机生活上。他们互相连大名也很少过问,习惯了街友的突然消失,也不会对契约上心。
这场小组尝试的成果,不只体现在创业项目上。七年过去,最初的8位成员里,其中有4人结束了流浪生活。
身份证是流浪者重返社会、找到工作的入场券。
责任编辑:钱炜

2026年9月8日,湖南长沙,2名流浪者与刚刚结束流浪的小龙坐在“地衣之家”流浪庇护所门口。田雨霏 摄
一个常年在街头流浪的人,能不能在系统性支持下,回归正常生活?打工,租房,拥有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工作者朱聪在过去十年里尝试回答的问题。她在湖南长沙租下一套房,作为流浪者庇护所,免费给流浪者洗澡、吃饭、换衣服,同时提供社会融入陪伴。
朱聪觉得,流浪者很像长在荒漠或岩石表面的地衣,紧贴地面生存,不起眼,但生命力很强。她因此将自己创立的机构起名为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流浪者口中经常被简称为“地衣之家”。
虽然经常有露宿街头的人到访;或把“地衣之家”写在求职表格的“住址”一栏;还有人总说,“聪姐,不要放弃我”,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帮助买账。庇护所附近的一名二级精神残疾的流浪者常去美食城捡食,却从不来此求助,因 他觉得“每个人都有底线”。一名年近六十的拾荒流浪者偶尔走进来看看又出去,说“开这个(庇护)点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也警惕被拍照。
朱聪坦承,帮助流浪者是一项小众议题,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赛道甚至很难成立——不易获得同情,争议十足。
“地衣之家”的一位大额捐赠人告诉南方周末,她每年都会留出一部分收入做公益,但如果遇到“二选一”的情境,她就不会选择捐助流浪者项目,会更倾向于捐钱去庇护被家暴的妇女,援助失学儿童。她认为流浪者都是成年人,有选择的余地。
朱聪知道,流浪者不是公众所喜爱的那类“完美的受害人”,但她依然想去为这群人做点儿什么。
开在市中心的庇护所
如今的“地衣之家”开在长沙市五一商圈。《湖南日报》曾在报道里写道:“五一商圈是长沙‘心跳’最快的地方,有超20家大型购物中心,日均客流量超50万人次。”
从商圈的蔡锷南路拐进一条巷子,经过公共厕所门前的狭窄过道,拐一道弯进更窄的巷子,走几步,就来到“地衣之家”。庇护所在的住宅楼里,邻居多是外地打工者,棋牌室和小商店密集。
朱聪解释,选址必须在流浪者集中的市中心。此外,她选的地方是独立门庭,这是考虑到庇护所可能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流浪者无需穿堂过户经过其他人家门前。
上海一名参与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称,他们会注意流浪者聚集给附近商户的影响,尽量选择偏僻位置发物资。但在长沙,陆续存在过的4个“地衣之家”庇护所都没有招来邻居的不满。“长沙是很适合流浪的。”一名流浪者称赞这儿的包容。
职业生涯初期的遗憾,让朱聪走上救助流浪者这条路。2016年,她在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和一名流浪者老刘产生爷孙般的感情。后来,老刘突然中风,又自行离开医院,在一个公交站突然倒下离世。这促使她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真的改变流浪者的生活。
第一个“地衣之家”流浪者庇护所,由朱聪于2019年建立,也是在长沙五一商圈一带,是一处闲置的房屋,在政府协调下借给他们使用。房子起初连门也没有,只有一个门洞,屋里堆着建筑垃圾,后来慢慢有了热水器、理发工具与折叠床。
现在的这间庇护所又名“流浪博物馆”,陈列了十年来流浪者在前后几个“地衣之家”短暂生活的痕迹:创业用过的鞋油、借过钱的票据、一封道歉信,志愿者给狱中流浪者写的信……
朱聪把流浪者分为三类,跑站帮、流浪帮、乞讨帮。2003年后,收容所被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站)替代,中国确立了“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自此,法律上,流浪者有流浪的自由。各地救助站可以提供食物、短期住宿与紧急医疗服务等。
但据多名救助人士观察,一些流浪者觉得不自由,不愿去救助站,另有一些人靠吃救助站的“公家饭”为生,奔波于各地救助站,巡回获取物资、现金,被称为“跑站帮”。朱聪观察,当前各地救助站情况不一,一些地区救助站为治理“跑站”不再提供现金。
其中有隐含的“鄙视链”。长沙流浪者小海说:“一旦讨钱的话,就不属于我们这一类,丢咱们的脸”“跑站还能接受”,他看不惯那些拿二维码乞讨的人,“竟然还有人给”。他认为乞讨者多是职业乞讨,本身并不缺钱。
接受朱聪帮助较多的,往往是流浪者中不讨钱、不跑站的纯流浪人群。
朱聪介绍,在这类人群中,又可分出拾荒的、捡食物的两类,前者以捡废品卖钱为生。朱聪说,这是流浪者中自尊心和自主性最强的一类。朱聪注意到,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