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拆解疯癫、权力与性，却把自己藏起来丨福柯百年

福柯在家中。IC photo丨图

从1979年到1984年，法国《世界报》每周会发表一篇欧洲杰出知识分子的访谈，1980年4月的一篇有些特殊，接受采访的主人公坚持匿名，最后的标题就叫《戴面具的哲学家》。

他解释匿名的原因：“这是出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在那时，尽管我可以是很不出名的，但是我说的话还是有机会被人们听到……署名使阅读变得太轻率。”他希望更直接地向潜在读者说话，“因为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就会更努力地去探究我为什么要说你们读到的那些话；你们就直说吧，它是对的，它是错的。我喜欢它或者不喜欢它。句号。”

1984年6月，福柯去世几天后，这篇访谈的撰稿人正式公开，匿名者正是福柯。

福柯无疑是那个时代耀眼的学术明星。他逝世时才57岁，正值才能的巅峰期，因猝然的早逝和公开的同性恋性取向，公众对他死因的猜测和质疑甚嚣尘上。当时，距离艾滋病报告第一批病例才三年、被命名才两年，人们对此所知甚少，饱含误解与污名。

和他上一代学者萨特等人主动公开的做法相反，福柯很少对外界披露私人生活。他在生前一次采访中解释：“当记者来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时，我尽可能地向他讲清楚。但是我的个人生活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把它公开了。”

几年后，迪迪埃·埃里蓬打算为福柯写一本传记，他与福柯生前相识，多次采访他，但一开始就陷入了纠结：为福柯作传似乎不合适，因为福柯本人多次否认作者这个概念，埃里蓬的朋友们、福柯的亲友都提醒他这一点。

而且，研究福柯还存在特殊困难——他是个复杂多变的人物，福柯的朋友、历史学家杜梅齐尔曾形容，“他戴着面具而且经常更换”。埃里蓬决定不去揭示福柯所谓的真面目，“我不认为在连续改头换面的情况下可以找到其个性的真实性”。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米歇尔·福柯传》里，埃里蓬谨慎调查与收集事实，系统地还原了福柯一生的经历。

然而，在详尽的传记之下，福柯本人的面目与性情却仍是疑团。美国学者詹姆斯·E.米勒认为：“尽管1989年出版了一部较好的福柯传记，第一次确立了有关他生活和职业的主要事实，但这个人物本身却依旧是个谜，让人捉摸不透。”

不论生前身后，这样的评价紧跟福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曾说：“他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对于福柯来说，固定的形象可能会成为枷锁和规训，如同他在《知识考古学》导言里所写：“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时获得自由。”

米勒继续追溯福柯的生平，尤其是未被披露的私人生活部分，尽管他后来出版的《福柯的生死爱欲》受到争议，但显然希望让福柯的面孔变得清晰一些：“朋友们描绘说，这个人极其复杂：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震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色彩。”

尽管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神秘，但福柯同时又一直坦荡承认，他的思想和理论全都建立在他的经验和周围的人发生的事情之上，“我每一次做理论工作，都是从我自己的经验片段出发，永远和我亲眼所见的周遭进程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我看见制度、人际关系当中那些裂痕、沉闷的震荡、失灵，我才着手写作，可以说，是某种自传的碎片”，“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亲身经历或者感受过这些事。”

其中的自相矛盾，学者高宣扬称之为“不协调”——福柯晚年主张“不必把自己说出来”、把自我交给他人裁判，但他自己一生极不透明，连病因都没有公开确认。“但这个不协调不是瑕疵。他的生活和他的理论在这点上是一致的：拒绝交出自己的秘密，同时主张自己的经验与工作不可分；前者是不招供，后者是不分裂。两者合起来，才是他那个‘自我’的形状——不是被发现的实质，也不是被说出来供人裁断的真相，而是被活出来的实践。”

“他留给人的，是一个充满张力、无法被简单定格的人格形象。”高宣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福柯身上具有一种令人怀念的特质，或许是上世纪知识分子才有的秉性：他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家，而是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思想。

2026年10月15日是福柯诞辰100周年。如果福柯像他的同代人哈贝马斯、乔姆斯基那样长寿，他会见到自己的思想几乎成为常识，影响了人文社科很多领域，在新世纪一再发挥着惊人的解释力。

他对疯癫、理性与精神病历史的考察，成了精神医学与治疗实践绕不过去的前提；他提出的规训权力与全景敞视，至今仍是分析疫情、算法治理、人工智能等当代议题的重要视角；他对性史、性话语的研究，为酷儿理论与身份政治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认为，“如果人们要找一个西方的观念战争和文化战争起源的话，福柯或许是一个隐秘的中心，他是改变今天大学观念最核心的思想人物之一”。

哈贝马斯和福柯只有过一次短暂会面，福柯邀请哈贝马斯在美国伯克利参加一场围绕康德《什么是启蒙？》的学术讨论，这场原定于1984年秋天的讨论最终因福柯离世而取消。哈贝马斯撰文悼念福柯，表达赞赏的同时继续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保留意见。

他写道：“在与我同代的致力于诊断时代的人之中，福柯对时代精神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这尤其要归功于他的真诚，他以这种真诚坚持着那些意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