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的法国年轻人，决定掀桌子

2026年10月17日晚，去比利时见朋友的瓦伦汀，乘火车从布鲁日回到法国里尔。火车抵达里尔-佛兰德站的那一刻，他惊恐地发现站外烟雾环绕，叫喊声此起彼伏，催泪瓦斯甚至落进了拥挤的站台。站内火车已全部取消运行，家住里尔市郊的瓦伦汀被困在了这个日均人流量可达70万人的车站。

法国各地的抗议在那个夜晚达到了高潮，里尔是全国骚乱最严重的大都市之一，市中心的麦当劳被纵火焚烧，苹果专卖店被洗劫一空。从里尔-佛兰德站到500米开外的里尔-欧洲站之间成为禁区，被荷枪实弹的警察重重封锁。

“我并不害怕受伤，而是害怕那晚无处可去了。我孤身一人，两个火车站之间好像两个世界。”瓦伦汀回忆，一位里尔大学的朋友前去参加抗议，被围堵在里尔-欧洲站的另一头，他想来接瓦伦汀，只能翻出手机里的他们的合影，骗警察说来接弟弟才被放行。最终，逃离封锁现场的他们被一位老师开车接走。

瓦伦汀是乌拉圭人，9月刚刚来到里尔的一所中学当西班牙语助教。他原本对法国的生活满怀憧憬，没想到一个月内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抗议，高中和大学停课，公共服务瘫痪。除了教初中生的他，那些被分配至高中的同事至今没有人去学校上过一次课，宵禁开始后，晚上也出不了门了。

这场席卷全法国的危机始于2026年9月中旬开学季的高中生抗议。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和教师最初因教职工数量短缺、工作量繁重、教学条件恶化而宣布罢课并举行抗议，随后，法国各地工会也宣布加入。尽管时常出现警民对峙，偶尔也有人员受伤，但最严重的情形往往集中在郊区的一些高中，它们通常是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影响最大的机构。

2026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玻璃瓶（图：新华社）

寒门子弟的怨气

在10月17日之前，抗议并不像“黑色星期六”那般暴力。一些里尔的高中生每日会像上班一样从各地抵达老城的大广场。他们围成圈，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打球、游戏、杂耍，身后堆满了各种标语：“吃掉那些富人！（Eat the rich）”“我们要学习，不要负债！（On veut étudier, pas s’endetter）”“没有文化就没有未来（Pas de futur sans culture）。”

像以往历次抗议一样，法国之外的观察者很容易联想到法国高福利体系之下“由奢入俭难”的问题，进而觉得抗议者过于矫情。一方面，法国的公共开支确实一路飙升，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债务被推高到近乎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同时，站在学生的角度，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教育预算又一路下降，与2017年的水平相比还跌了20%——他们的怨气，很难单纯用所谓“福利养懒汉”或法国学生“娇生惯养”论来解释。

长期以来，顶着优绩主义（méritocratie）帽子的法国教育体系就深受以平等理念之名、行精英主义之实的诟病。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共和传统，构建并长期维系着“共和国教育平等”的政治叙事。在共和国家漫长的建构过程中，深入基层的法国教师即是共和主义国民教育的“传教士”。第三共和国初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正是一批批心向共和的中小学教师迈入乡村，加速塑造了几代人对共和国的认同，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