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的另一个解释：谁该带孩子？| 大侦探经济学

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在联合国人口论坛上给出了这样一个预警，他当时判断，如果韩国的低生育率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因人口自然减少而“消失”的国家。

科尔曼的这个预警，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其最直接的信号，来自韩国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要知道，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韩国远低于此。韩国的生育率近年来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至今仍在极低水平徘徊。2018年，韩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0，进入“零时代”；2023年，进一步探底，达到0.72，成为全球首个跌破0.8的国家，后虽稍有回升，但仍然牢牢占据全球倒数第一的位置。

不要以为这只是韩国的现象，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一个接着一个加入了“超低生育率俱乐部”。

是谁偷走了这些国家的孩子们？为什么人口出生率在这些国家不断下降？经济学侦探们列出了一长串的嫌疑人——房价太高、教育太贵、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工作压力、婚姻推迟、育儿成本，等等。它们每一个都有道理，但每一个又都不能完全解释得通。就比如同样经历房价上涨和女性教育提升，韩国总和生育率就比美国跌得更狠。

两位经济学大侦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奚锡灿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周林硕——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给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的答案：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女性工资上涨本身，而是相较“谁该带孩子”的社会规范的变化，女性工资上涨得太快。这两者之间的错配，通过家庭内部的谈判，不成比例地把负担压在母亲身上，推高了养育孩子的“影子价格”，最终压低了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女性工资上涨本身，而是相较“谁该带孩子”的社会规范的变化，女性工资上涨得太快。这两者之间的错配，通过家庭内部的谈判，不成比例地把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