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二十五：基本能够说话了

    ２００４年４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６０届会议，李肇星在帮钱其琛检查话筒。

１９８２年，钱其琛主持了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李肇星担任英语翻译。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此书

　　从１９８２年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２５年，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会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亮相：外宣部门的事
　　“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英语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多年以后，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里开篇就写到这场由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起因是３月２４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建议两国政府磋商，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外交部很快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要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对抗局面。
　　“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们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３月２６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以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身份登台亮相。这场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次由新闻发言人主持的会议，时间还不到５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它成为了次日全球媒介关注的焦点。
　　两个月后，钱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苏联、东欧事务。齐怀远继任新闻司司长，也成为正式的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地点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再后来，外交部有了自己的新闻发布厅。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回忆，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是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１９８２年起草了一个《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服务，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１９８３年２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
　　这个条例被大多数部委认为只是对外宣传部门的事，主要是为国外的新闻媒体服务。因此，当时只有外交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对台办等几个部委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

转折：ＳＡＲＳ推进发言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认为：“２００３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
　　ＳＡＲＳ之前，对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畅。为掌握真实的消息，准备回答媒介的提问，国新办的工作人员以国务院新闻办或中央外宣办的名义打电话、发电报到事发省的宣传部，了解、催要有关情况，遭遇到的却是和前去采访的媒介一样的防范。
　　为了改变在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上的被动局面，２００２年８月，国务院新闻办在江西召开了涉外新闻单位和部分省市外宣办负责人会议，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发布体系，保证政府所属部门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
　　“我发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发生ＳＡＲＳ疫情之前，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有时候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也亲自打电话。”王国庆感叹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一名危重病人从广东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的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传染性极强。救治过该病人的河源一家医院就有８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
    一个多月之后，ＳＡＲＳ发病情况进入高峰，小道消息广为传播，老百姓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囤积食盐、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但在新闻媒体上却看不到任何报道。
　　直到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羊城晚报》上出现了第一篇有关ＳＡＲＳ的报道，来源于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在第二天广州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ＳＡＲＳ病例３０５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个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活跃起来，进行跟踪报道。
　　“广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很多缺陷，你告诉了事件的发生，却没有公布ＳＡＲＳ有关疫情的相关资料，这个病的传染途径、发病特征、如何治疗、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解决办法等情况都没有告知社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说。
    ３月２７日，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但这个消息却并没有见诸中国的媒体。一直到４月３日，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４月１０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继续了张文康的乐观说法。１２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国代表时说，北京收治的第一名ＳＡＲＳ患者已经痊愈，ＳＡＲＳ在北京已得到控制，可疑病例正在减少。４月２０日，中央宣布撤消张文康、孟学农的行政职务，ＳＡＲＳ的信息才全部被公开，媒体才开始报道真相。
　　“因为ＳＡＲＳ封锁信息，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史安斌说。

培训：发言人的“黄埔一期”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２日，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天龙宾馆大厅里排起了长长的队。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６６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５天的培训学习。这是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包括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
　　他们的同学大多从事行政工作，身份最高的是科技部和环保总局，由部门的“二把手（副部长）”出任；更多是像公安部的武和平那样的“总管”， 由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出任；最后一种和王旭明、王勇平一样，直接让各部委的宣传部长、新闻处长出任新闻发言人。
　　据培训班教师史安斌介绍，５天的９堂课“不同于党校的培训模式，比较开放”。第一节课是“用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发言工作”， 由时任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主讲。第二部分是基础理论课，由李希光、孟建、史安斌等学者主讲。接下来是吴建民、钱小芊、孔泉等传授从事新闻发言人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下一部分是谈媒体和发言人的互动关系，白岩松、阮次山、曹景行、闾丘露薇，甚至ＣＮＮ的记者都被请了过来。最后是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模拟专业课，学员们相互客串，现场教师点评。
　　最后一课让王旭明至今难忘。在中国传媒大学，他扮演某部委新闻发言人，奥运会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伟扮演记者，正在演练当中，突然大厅里的门被推开了，两个自称刚从教育部赶过来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了王旭明。
　　“我们在教育部大门口看到了很多学生，他们因为学校伙食费大幅度上涨向教育部请愿，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此一无所知的王旭明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他伸手挡住镜头说：“你们不能拍，我离开教育部有几天了，我还得了解有关情况，没法回答你。”
　　事后王旭明才知道这个采访也是模拟课的一部分内容，目的是为了考察在突发事件下新闻发言人的应变能力。“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神态窘迫，手势也不对，回答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当时就想，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冒傻了。如果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至少能做出很镇定的样子。”
　　这期培训班结业后，国新办又办了两期培训班，全国部委、省、解放军的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培训学习。三期培训班之外，全国部委的发言人还参加了“提高班”，到英美等国学习交流。外宣部门发言人则参加了“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

上岗：“上浮”与“清退”
　　虽然已经有多年与媒介打交道的经验，但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和所有的新闻发言人一样，在上台的几分钟里，还是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你看着台下那么多记者，一排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都对着你，一个人站在台上，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无援。因为你的任何一个表情、动作，都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了铁路两百多万人的形象。但也奇怪，当我沉住气一步步走到发布台上，心反倒平静下来了。”王勇平回忆道。
　　如今，有近四年经验的王勇平绝对算得“资深”新闻发言人。“在我们国家，一个新闻发言人能不能做好工作，往往与他所在的部门领导有关。”他总结道，“我的领导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他不仅可以参加极小范围的会议，还能接触到一些司局级领导不能接触到的文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稿，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般会先看一遍，有时候还会直接给他提意见。
　　有次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他“今年铁路春运票价不上浮，是不是以后都不上浮，‘五一’、‘十一’都不上浮？”当时他的回答是：“如果这项举措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的话，那么这项举措就会长期坚持，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都会延伸。不仅今年不上浮，以后也不上浮。不仅在春运期间不上浮，而且在‘五一’、‘十一’也不会上浮。”
　　刘志军看了这段实录，跟王勇平说：“你说我们‘五一’、‘十一’也不上浮，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上浮了，但是我们过去也没上浮呀。”王勇平这时才发现，这个回答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王旭明念念不忘的也是一次不成功的表现。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宣布了教育部出台的一个关于“清退４０万中小学代课教师”的政策。当天晚上，他接到了史安斌的电话，认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应该把“清退”之类的公文语言转换为媒体语言。刚放下电话，他又在电视里看到在白岩松主持的《中国周刊》里出现了他的身影，看上去，他神情严肃，有点冷冰冰的样子。白岩松给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本周出现了两项冷冰冰的政策，一个是石油升价，没有跟社会广泛打招呼；还有一项就是教育部要清退代课教师。”
　　王旭明看完电视，头就大了。过了两天，他在网络上发现，有网友在批评这项政策时，也对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进行批评。
　　“这个政策不是我的发明，是国家的政策，但我也知道农村代课老师的处境不好，在对这个政策进行解读的时候，我的表情过于冷淡和严肃，一板一眼，忽略了一种温情的东西。”这个事情过了很久，王旭明仍在内心里反复设想，如果重回这次发布会，他会首先对那些中小学代课老师表示尊敬和感谢。

成长：奥运考验发言人
　　“湖北十堰市市长在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解释，为什么二汽的核心企业都搬到了武汉，说，‘我们是送二汽上大学，它在我们那上完小学中学，现在送去武汉上大学。’第二天香港报纸的新闻标题就是‘送二汽上大学’。”史安斌说到这事很欣喜。
　　在他看来，目前完成的培训基本上还是普及工作，参加完学习以后，学员“基本能够说话了，敢于跟媒体打交道了。”但是“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说的话，还是照本宣科念文件，很少能做生动的解读，更难得出现能够直接让媒体引用的妙语。”没想到十堰市长说出了他想要的“同期声式的语言。”
　　不过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史安斌已经能够喘口气了。身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在近４年的时间里，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他还得给国新办在各省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他的课程表是一个漫长行程， ２００３年的北京是第一站，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的山西是最后一站。
　　为了让学员安心学习，大多数省份都把学习地点安排在离城区比较远的地方。来参加学习的都是各部门的主管领导或者常务副职，最多的一个班是在广东，三百多个人参加培训学习，后来只能在大礼堂里讲课。
　　“我们在山西培训，会重点讲一些煤矿的案例，包括演练也是如此，更重视技巧和实践。”史安斌说。
　　更重要的是，基本上培训班办到哪个省，这个省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建设起来了。
　　最令国内外媒体关注的是，２００６年里，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和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这些神秘的部门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也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
　　在国新办的推动下，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进行新闻发言人定点定时自主发布新闻。教育部的王旭明主持了２６场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的武和平举行了３０场新闻发布会，卫生部的毛群安举行了２３场发布会，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和社会的好评。
　　让史安斌疑惑的是王旭明的遭遇。“王旭明比较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发言人，他做过媒体，长期在教育口工作，熟悉情况，领导对他比较支持，他可以回答关于教育所有的问题，很少念文件——把它们转换成了媒体语言表达出来。但在所有的发言人当中，王旭明碰到的批评和非议却最猛烈。”
　　王旭明的遭遇导致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新闻发布会上，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还是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念文件，或者做新闻发布会上的主持人，让相关的官员发言回答问题。
　　史安斌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官员要低调，沉默是金。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之不符。这个制度是在非典之后，被迫出台的。连我们刚颁布的信息公开条例，也是为应付奥运会匆忙出台的，这个条例里并没有对官员的信息公开有激励的机制。”
　　史安斌所说的“信息公开条例”，是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将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实行。
　　王国庆担忧的是：“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有的部门和地方的发言人名单一公布，并无后续，发言人不发言；新闻发言人成的建设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而新闻发言人再度垄断信息，躲避记者，或者总是无可奉告，使新闻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