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在其中的历史

在现今的中国,党史和民国史是普及性最广的两门学科,党史，更是如此，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党史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

可是60年前并不是这样,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因为历史和国民党反共宣传等原因，对中共普遍不了解，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就集中在“朱毛”，再加上一个周恩 来，而对于刘少奇、任弼时等名字，则一片茫然。因而南下的解放军，都是在“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中，以朱、毛巨幅画像为前导开进城镇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人民进行有关党的历史的教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 年》成为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向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知识教育的简明教材，细节则由电影、戏剧、歌曲、歌舞、美术和中小学语文课本等来提供。在这以后， 万里长征、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铁道游击队、刘胡兰、董存瑞、少剑波和杨子荣等，进入了千家万户。

1950-60年代初，有两套大型革命回忆录影响巨大：《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那个年代的党史作品，很少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多讲艰苦、 奋斗、团结和牺牲，自有其感人的力量。和它们的主题类似的还有陶承的《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9年，夏衍将《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 《革命家庭》，成为反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经典作品。

1960年代初中期，在对形势判断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党内高层出现分歧，党史作品转而突出领袖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文革”，走向顶点，所谓“ 揭老底”、“剥画皮”，充满大量谎言和歪曲，及至全民普及“两条路线斗争史”，人人都要口诛笔伐，最终使得这类作品失去了任何科学性，成为任人打扮的婢 女。

出现重大转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带动党史恢复真相，“实事求是”的口号,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从而有了 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的起步。1981年的《历史决议》仍然由胡乔木主笔，它的意义主要在政治方面，也对1980年代后的党史研究起了推动和导引作用。

李新、胡华、廖盖隆、龚育之，当然还有胡绳，他们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党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门学科有其特殊性，它不 同于古代史，也不同于外国史，它有着政治教育的属性，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两者的分寸如何拿捏，确是一难题。建国初，面对刚进入新社会的原国统区的广 大人民，只须进行一些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线条性的解释就可以了，但是在最近三十年，提高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则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受过较好教育、接触了 开放信息的几代人已成长起来了。

近十多年来，有关党史或与党史相关的学科的研究都有进展，出版了一些档案集、文件集、资料集，还有几本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也使用了较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外交部和 一些地方的档案馆已开放了一部分档案供研究者使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关二十世纪的革命、内战、建国后的历史，都有研究论著问世，其中有一些是高质 量的，得到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除此而外，大量个人回忆录的出版，提供了个性化的历史场景，纠正了以往的单线条的教科书化的历史认识观。

1950-70年代，在台湾讲中国近代史，一般只讲到北伐成功，最多讲到抗战胜利，以后就不讲了，因为国民党最后兵败大陆，退守台岛，老师们不知如 何讲。而中共是胜利者，大陆六十年的进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人们的自信心自然随之提高。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党史或民国史研究的学术性 将会增加或扩大。现在的人们，和过往历史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利益和情感纠葛，而新一代的态度会更超越、更开放、更平和、更从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也将会 吸引更多的中外学人对之进行研究，党史也不再是狭义上的政策演变史或上层史，而更多和国史融汇在一起，人们将会以新的眼光关注共和国的人民史、生活史、社 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