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卫可可西里

原载于2000年8月3日南方周末

今年6月下旬,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巡山队员因油料不足被困月亮湖畔,但未向在同一区域执行同一任务的野牦牛队求援。

原因何在?

关于野牦牛队将被解散的传闻是真是假?美丽的可可西里是否面临着新的困境?

7月,本报记者赶赴西宁、格尔木和可可西里,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

“目前我们的困难主要在于经费。”2000年7月9日,在青海的格尔木,梁银权对记者说。

梁银权,今年48岁,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副书记,著名的可可西里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的第三任负责人。他的前两任,极具个人魅力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均已早逝。

7月30日,在西宁,记者再一次见到刚从北京回来的梁银权,他从国家林业总局领回电台、卫星定位仪等一批野牦牛队急需的器材。此外,梁银权说,他们还得到一笔7万元的现金捐赠。

但梁银权依然是愁眉不展。

谁都知道,野牦牛队的困境绝不是经费困难这么简单。

从去年,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关于西部工委要撤销、野牦牛队要解散的传闻就没有断过。梁银权和他的队员们,一直活在这种传闻的阴影之下,似乎无法把握这支队伍的命运。

曾经被誉为“可可西里保护神”的野牦牛队何以到了今天这样的处境? 7月,本报记者赶赴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

“先天不足”的野牦牛队

沿青藏公路西行,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口后,雪山夹峙的高原开始浮出一层浅浅的绿色。雪山融水滋润了位于昆仑山和唐古拉山、阿尔金山之间的广阔高原,它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被认为是世界上除南北极外最大的一片无人区,这片无人区曾是藏羚羊、藏野驴、野马、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乐园。

无人区最大的威胁恰好就是人类。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5~6万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他们不但挖翻了河床,还大量挖掘植被作燃料,猎杀野生动物作食物,对当地生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90年代以来,藏羚羊绒纺织制品“沙图什”在西方的走俏,更使每年至少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可可西里一度成了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屠场。

1992年,青海省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它的目的是“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据称,因为党的派出机构工作范围有限,比如说,没有执法权,当时索南达杰曾谋求成立一个行政常设机构,玉树州没有批准。但这样的权宜之计恰好为日后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行政地位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

索南达杰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次进入可可西里,写出了关于可可西里资源、生态状况的详尽调查报告,并把盗猎分子和非法采金者赶出可可西里。1994年1月18日,他在可可西里太阳湖畔遭到盗猎分子围攻,中弹牺牲。

接替索南达杰任西部工委书记的是扎巴多杰。为了加强反偷猎的力量,1995年,扎巴多杰组建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并把它命名为“野牦牛队”。野牦牛队当时共有64人,是一支成分庞杂的队伍,除少数是治多县的机关干部外,大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甚至有被感化的前盗猎分子。

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了可可西里反盗猎的主力军。据统计,从1992年至1999年,青海省有关部门共破获非法盗猎藏羚羊案件114起,收缴被猎杀的藏羚羊皮15243张。而据梁银权介绍,野牦牛队成立至今,已破获盗猎案件60余起,查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

野牦牛队所取得的反盗猎成绩为世人所瞩目,也引起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环保组织、环保主义者的注意。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野牦牛队成了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保护神,成了环保主义的一面旗帜。

但就在野牦牛队的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概念和面目却有点模糊起来。本来,它应该是治多县委派出机构西部工委下属的一支反偷猎队伍。为了让西部工委在反盗猎时有执法权,西部工委又下设了一个林业派出所,配有5名干警。但很快,野牦牛队成了涵盖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的整体概念,因此而被一些人认为是个民间组织。

野牦牛队的领导和队员从不认为自己的队伍是民间组织,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带着很强的非官方色彩,他们似乎克服了许多官方执法机构所具有的推诿、低效的弊病。

为什么会这样?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称,一方面是他们继承了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身上所具有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对反盗猎的狂热和使命感;另一方面,野牦牛队中的主体是临时工(有编制的正式干部只有8人),梁银权说:“全是正式工能这么好管理?说上哪就是哪?”

但也有人因此对野牦牛队执法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青海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主管部门,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郑杰说:“怎么能让一个临时工穿着警服,扛着枪去执法呢?”记者在可可西里和格尔木采访时,确实见到野牦牛队不少队员都身着警服。一名队员告诉记者,他的警服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你不穿警服,盗猎分子就不会怕你。”他对记者说。

“正规军”和“游击队”

如果说野牦牛队本身的地位和角色有些尴尬的话,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加剧了这种尴尬。

在1997年10月以前,从行政区划上讲,可可西里主要是治多县的辖区,所以,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委来管辖这一地区。1997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处级单位,业务由省林业局指导,行政上由玉树州领导),把可可西里划入自然保护区管理。当时不少人认为,管理局会在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的基础上成立,或在成立时把他们吸收过来,因为长期以来是他们在从事可可西里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而这样也正好可以解决它的行政地位问题。据称,当时的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一直在推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

但玉树州另外成立了管理局,任命曾任曲麻莱县副县长的才尕为局长。

于是可可西里出现了两支执法队伍并存的状况。相对于保护区管理局名正言顺的“正规军”,野牦牛队成了一支地位尴尬的“游击队”。而由于这支“游击队”在反盗猎方面的活跃与主动,呈现出一种“喧宾夺主”的情势。有关人士分析,这种情势最容易引起“正规军”的不满和不安。

对此,梁银权指着一幅青海省地图对记者说:“他们划自然保护区时,连卓乃湖和太阳湖(藏羚羊夏季产羔地)都没有划进去。”他认为,他们有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执法的权力和义务。

1999年8月30日,玉树州召开会议,协调西部工委和管理局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撤销治多、曲麻莱县西部工委,其业务归并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两县西部工委在编人员(不包括科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一并归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可实行双向原则,现有临时工同时归管理局,可视工作需要逐步精减;两县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由两县撤回,同时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鉴于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名称在国内外的影响,为了便于工作,保护区管理局在开展工作时仍然保留“野牦牛队”的名称。

会议没有野牦牛队的人员参加,当时,他们正在可可西里腹地巡山,是从一名随队记者的卫星电话里获得了西部工委要撤销的消息。据称,当时野牦牛队所有队员都哭了。

但这份决议并没有得到执行,直到现在,野牦牛队和管理局的队伍仍同时在可可西里活动。

两支队伍的裂痕

有关方面和野牦牛队、保护区管理局都曾设法解决“两支队伍”的问题,但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倒是两队队员之间的矛盾和磨擦经常发生。管理局人员称,他们设在五道梁和不冻泉的保护站多次受到“野牦牛队”队员的骚扰。今年春节前,还发生了野牦牛队队员和管理局人员集体斗殴的事件。

发生在今年6月份的保护区管理局巡山队员被困事件则公开向外界暴露了两支队伍的矛盾。

6月20日左右,有多家媒体报道,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腹地月亮湖畔因油料不足受困。

但有人对巡山队员被困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理由是就在6月19日,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还遇上了他们,如果管理局巡山队员真是被困,为何不向野牦牛队求救?

对此,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尕解释说,管理局巡山队员当时不是完全没有油了,而是油不够巡山之用。管理局方面的人称,这跟“野牦牛队”关系不和有关。

与而野牦牛队的人则嘲笑,这是管理局成立3年来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巡山。

一般来说,在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腹地,能碰到一个人都是件令人惊喜的事。而这两支执行同样任务的队伍,在这样的地方相遇,竟然形同陌路,裂痕之深令人难以想象。

矛盾还不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尕认为,两支队伍并存,多头管理,不利于可可西里的保护。他举例说:按国家林业局和青海省的规定,可可西里从2000年起全面封禁,禁止一切滥挖、滥采行为,但可可西里的一些湖上现在还有人捞卤虫(一种蛹化物,是养殖对虾的饲料,每吨干卤虫可卖30万元左右),他们是经治多县西部工委批准的,过去,西部工委还发放采金证批准人进去采金。

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多头管理所带来的。所以,才尕认为,可可西里两支执法队伍并存的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多头管理不合适。”“治多县、曲麻莱县西部工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收回是应该的。”“野牦牛队不应该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应该形成合力。”他所说的“形成合力”,就是指野牦牛队与管理局合并。他甚至提出,为了合并,可以在合并后“一队两制”。

但梁银权不这样认为,他说,两支队伍并存对保护藏羚羊是有好处的,“可以竞争嘛!”他甚至提出这样的想法:“两支队伍可以轮流巡山,你上半个月我下半个月。”

现在回头看来,两支队伍问题的出现始于成立保护区管理局时没有解决好野牦牛队的归宿问题。为什么当初没有在西部工委基础上成立管理局或成立管理局时把它吸收进来呢?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郑杰说,吸不吸收当时主要是由玉树州定的,“西部工委是治多县的派出机构,不是说吸收就吸收的,吸收过来要县上同意,还要有编制。”

如果他们解散了……

梁银权承认,今年西部工委仍批准了一些人到可可西里捞卤虫,并收取了资源费,大约每个湖2~5万元,总共十几万,“我们严格控制人数,而且派专人监督。”

但才尕说,如果没有野牦牛队的人跟着,他会把那些捞卤虫的人赶出去,他认为在可可西里不应该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他说,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太脆弱,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最好的保护办法应该是实行全封闭管理。

收取资源费,让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和捞卤虫,并不是野牦牛队所受到的惟一指责,另一个更厉害的指责是说,野牦牛队将从盗猎分子那里收缴的藏羚羊皮拿去出售,破获案件后不将盗猎分子和赃物如数移交司法机关,存在着以罚代法的现象。

相对于野牦牛队,才尕用来反驳几年来“管理局没搞什么工作”一说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卖过一张羊皮,没有开过一个矿,没有卖过一个动物活体”。

而对野牦牛队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梁银权承认,批准人淘金和捞卤虫的事都发生过,现在淘金已停止了;出售藏羚羊皮的事情也发生过。但他强调,这些做法都是在“野牦牛队”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补贴巡山费用采取的不得已的做法,而且正在纠正过程中。他说,西部工委每年开支需80万元左右,但它的上级治多县只能拨款28万元左右,其余的开支,主要是巡山费用,都要另行筹集。

相比较之下,“正规军”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资金就要充足得多。据郑杰说,从今年开始,国家每年将在可可西里保护区投资400万,加上省里的配套资金,近三年投资将达到2000万左右。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尕则认为,他们和西部工委对可可西里的保护有观念上的分歧,他认为,对可可西里只能保护,而不能索取任何利益,而西部工委的人认为可以以开发来促保护。

其实谁都清楚,对于野牦牛队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他们要行动,要巡山,就得筹集到经费,而它的行政地位注定它不可能获得充足的经费,于是就可能被迫采取捞卤虫、卖皮子等办法;而如果不采取这些办法,没有经费,就不能巡山反盗猎,这样,他们就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他们在反盗猎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他们存在的最大理由。

长而蓬乱的头发,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穿着不合身的警服或便服————大部分野牦牛队队员都是这个样子,仿佛是一群远离文明,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

最多的时候,这支队伍共有64个人,扎巴多杰书记死后,一些人走了,现在,整个野牦牛队只剩下32个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临时工,每个月领260元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在格尔木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据权威人士透露,野牦牛队与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合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合并的方案可能是管理局只吸收西部工委的6名在编干部。

而作为野牦牛队主体的20多名临时工,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们在为可可西里,为藏羚羊奋斗了几年之后,可能要一无所有地离开。而在此之前,转正可能是他们卖力工作的最现实动力。

给他们的曾做的工作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或者尽可能地作一些善后安置,那是其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没有了他们,野牦牛队所具有的活跃、高效、不怕死、不怕苦、对保护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狂热,会不会不复存在?那样的话,即使“野牦牛队”的牌子还挂在那里,或都换了一个地方挂,它的灵魂还在吗?就像梁银权说的,“谁来保护可可西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了这支队伍,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会怎样?如何使可可西里的保护力度不会减弱?如何才能在规范管理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效率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