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海外出书的来龙去脉

一流品质、声誉及实力，与中方关系良好，是中国有关部门挑选出版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合作者的刚性标准。同时，在中国准备向外资开放大陆出版业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出版公司们也开始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

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领导人的外文版新书是焦点。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刚刚闭幕的法兰克福书展，本届主宾国中国的展书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以及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10月12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时，向对方赠送了江泽民亲笔签名的两本英文版新书。

这应是中国第一本成为国礼的科研论文集，也再次证明：向全球发行出版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背后往往有更丰富的内涵。

谁出过外文版著作

江泽民的两部英文论文集里收录的文章，此前均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过。其中2008年发表于其母校学刊《上海交大学报》的论文《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让已退休四年的江泽民以全新的学者形象再次备受瞩目。

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展现的新鲜形象。此前的中国两代核心领导人，则分别以社会主义革命领袖与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的形象，通过他们各种语言版本的著作向世人展示。

出版江论文集的公司美国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玉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爱思唯尔致力于将中国最顶尖的科技信息介绍给全球，而江泽民的研究论文是他们出版的首部中国科技书籍，其“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最顶尖’，而在于它出自于中国最高层决策制定者，可向西方读者提供最核心的解读”。

借法兰克福书展这一全球出版业“奥运会”高调向世界推广此两本著作，正是爱思唯尔集团的计划。张玉国透露，这立即得到中国高层的支持。

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突围》英文版的出版与参展，则直接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推动。香港牛津大学（中国）有限公司总编辑林道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编译出版《突围》，经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建议，从今年5月份提出想法，到9月份正式立项，只用了4个多月时间，在组织大批人力突击翻译后，“到书展开幕前一天”，出版完成的书“才拿到手”。

此前，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都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过，较近在国外还出版了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所著《外交十记》。

这些著作首发式，或在中国使馆举行，如1984年《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中国驻英大使馆首发；或在当地顶级酒店，如2004年钱其琛《外交十记》韩文版在韩国首尔新罗饭店首发。此次江泽民与李岚清的译著参展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发布外文版著作迄今关注度最广的平台。

变化的不仅是发布平台，还有编译的空间。林道群介绍说，《突围》经初步翻译后送外部专家评审。第一次专家评审反馈，集中在书中的多处论述方式，如“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直接翻译会给西方读者带来阅读隔膜与障碍，建议修改。最后，有关部门同意了评审意见，允许译者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调整表述方式。

此前，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翻译不允许改动、删节。曾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因删除了其中被英国法律禁止的关于推翻政府的言论，被中方中止合作。

哪些出版社有资格出书

《突围》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这家以出版辞典、高端学术著作闻名的出版社首次出版国家领导人著作。

此次被新闻出版总署邀请合作，总编辑林道群觉得，对方是看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全球声誉与发行渠道，“这种合作模式更有利于他们开拓国际市场”。不过，林认为，以后出版社还是要坚持既定的出版定位与风格。

一流品质、声誉及实力，与中方关系良好，是中国有关部门挑选出版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合作者的刚性标准。同时，在中国准备向外资开放大陆出版业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出版公司们也开始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

而爱思唯尔是全球在科技、医学出版方面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出版公司。张玉国告诉记者，中国区是爱思唯尔在亚洲设立的两个分公司之一（另一个在日本），中国市场在总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位此前在中央部委任职多年、深谙高层运作与人脉的总裁承认，“这回的确让中国大众都记住了爱思唯尔”。

出版钱其琛《外交十记》韩文版的出版社中央杂志图书公司，下属《中央日报》曾先后组成采访团专访过江泽民与朱镕基，后者还被收录于朱镕基新书《答记者问》。

《外交十记》翻译者、《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刘尚哲告诉本报记者，2003年这本书在中国面世后，他就向报社高层建议翻译推广此书，很快得到高层肯定，“社长说，出，不用考虑商业回报”。

《中央日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想法后，很快得到回复，“钱其琛先生很乐意这么做”。陆续的，《外交十记》的英、日、俄版相继面世。

1984年出版《邓小平文集》的英国培格曼公司当年再三向中方申请合作时，有关部门还专门调查了它的家底，确认其老板是其时英国排名第六的富豪，旗下拥有英国《镜报》、《时代报》和一支球队后，同意了合作。如今，培格曼已并入爱思唯尔集团旗下，张玉国透露，集团下一个目标是出版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外文版著作。

与中方合作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社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彼时的合作，最看重的是志同道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持续隆升，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积极翻译毛泽东著作。日本共产党等政党和左翼组织还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并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首印7000册，首月便被抢购一空。

此外，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以及彼时急于摆脱西方控制、渴望向中国学习革命经验的伊拉克也在积极翻译毛选。1955年至1961年，毛选在伊累计发行逾50万册。

哪些读者在看

江泽民的两部论文集一版各印了3000本。据张玉国介绍，对于科技专业书籍来说，这属于常规印数。而这两本书的读者群，定位于想了解中国能源、信息产业政策的西方官员、政策制定者，及跨国公司高层。

而林道群则认为，李岚清的《突围》的读者群相对要广一些，因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亲撰的著作本来就不多，充满大量亲历故事而非政策宣讲的著作则更是少之又少。

本报记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排名靠前的五所大学、香港六所大学的图书查询系统里，都查到了这些书籍。其中，《邓小平文集》还能查到第三次重印的版本。

林道群认为，中国题材书籍在全球出版视野中仍然很小众。

不过，毛选当年就曾成为真正的全球畅销书，拥有难以计数的读者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马达加斯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成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贝宁曾在1975—1978年订购中国图书二十多万册，用于干部教育和政治学习；1960年代，在一封来自埃塞俄比亚人民书店的信中说，毛著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