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维权新样本：中国工人加入日本工会

在日研修的女工正在工作中。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日本仙台机场国际入口检票处，背着大包的中国工人杨广突然开始撒腿狂奔。“来人啊，不好了——”他边跑边喊。

身后两名日本男子大步追上他之前，杨广跌跌撞撞跑到国内入口处，抓住两名日本女警的胳膊，说：“他们要把我送回国！”

而此时，从东京赶来“营救”杨广的“东京华工会”执行委员长吴晓亮也被按倒在地上。紧追杨广的两名男子是日本一家建筑公司——大町总业的分店店长和一名办公室人员。

警察只好将他们全部带至机场的警务办公室。经问询，警方认定大町总业员工强制遣返中国工人杨广不合乎法律规定，命令工作人员将杨广已被托运的行李从飞机上卸下，并办理退票手续。

“你们欠我的各种工钱有将近100万日元（约7.5万元人民币），就算不全给我，也要给我个六成。”杨广说。“好，可以给你，你先回中国去。”大町总业的分店店长说。“在日本你都不给我，还让我回国？”

“100万日元”的纠纷

虽然没能拿到钱，杨广毕竟得以继续留在日本。然而，就在这天上午，大町总业以“日语不好”和“对待课长态度恶劣”为由，口头宣布将技能实习生杨广解雇。

离开机场后，他只能寄住在日本劳动评议会（以下简称“劳评会”）仙台支部的办公室里，每天都在想着跟“前雇主”大町总业“讨公道”。

劳评会是日本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工会，在日本各地有13个支部，一百余职员。这家工会目前在日本媒体中表现活跃，常常帮助解决外国技能实习生和研修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东京华工会是一个以“协调劳资矛盾”和“提高外国工人生活福祉”为政治主张的社团组织。他们长期与大町总业的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并提供翻译等服务。

今年8月16日，杨广和大町总业的另外21名中国工人一起，在东京华工会的介绍下，正式加入劳评会，成为其会员。目前大町总业共有近40名中国工人，主要是做建筑工地上的“架子工”。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他们第一年被称作“研修生”，第二、三年转为“技能实习生”。

中国工人们对雇主大町总业的不满，经历了渐渐积聚的过程：应当8点开工，却长期要从6点半开始工作，而且不计入加班工时，“周六干活也不给加班费”。而今年4月起，没有任何解释，原先谈好的月收入13万日元被降至11.2万。出国前，中国的劳务输出公司承诺每月保险、房租和水电等扣款不超过2万日元，“但现在每个月都超过3万，有时候将近3.5万”。

工人们经过计算，一年多时间以来，每人被雇主克扣的薪水接近100万日元。

让工人们更愤愤不平的是，时常有中国工人被解雇并遣返回国。“有一个叫王双的工友，他日语是我们里面最好的，可以考二级。日语好了就经常要帮着别的工友去说话，就因为说话多，前些天他被开了。理由是他日语不好。”大町总业的另一名中国工人王维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广被解雇的理由同样是“日语不好”，可实际上，他也是因为日语好而主动替5个工友说话——他们的下班时间本应该是6点40分，而课长给他们记录为6点30分。“就差几分钟，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元）的加班费没了。”

与课长争执之后，杨广扔下一句“我不要了行不行”。没想到几天后，他接到分店店长的通知，调他去总公司工作，第二天一早启程。

杨广隐隐地预感到不妙。他立即给东京华工会的吴晓亮打电话，而得知第二天，仙台机场正有飞机飞往大连。

一旦被解雇遣返，别说加班费拿不到，自己在国内劳务输出公司“大连国际合作公司”的3万元押金恐怕还有损失。他当下与吴晓亮和在总公司养伤的工友王维庆商议，一旦有问题，机场救人。第二天，躲在一旁的王维庆不但看到了杨广的手势，还看到了公司三人将杨广强行押进车里。于是，他立即给吴晓亮打电话，而吴晓亮从东京火速赶往仙台机场。

“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

10月18日，在大町总业总部所在地，宫城县多贺城市的市民活动支援中心，劳评会仙台支部召开了支部会议，和中国工人、东京华工会代表一起，讨论“战斗策略”。

会议决定在10月24日和25日召集工会成员集会，在公司门口喊话，并在公司门前和临近地区派发传单，包括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生意伙伴门口。如果这些举措均无效果，则考虑到地方劳动部门申请行政命令让公司与工人对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考虑罢工。”东京华工会执行委员长吴晓亮说。

总体而言，日本的工会在与资方谈判时态度相对温和。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8年6月，尽管日本共有2.7万个单一性质工会，工会成员数为1006.5万人，罢工却并不常见。

但中国工人们已有点不耐烦了，“我们一直要求罢工，或者到县政府门口去闹一下，但工会不让我们这么做。他们说要走程序。”

工人们的情绪部分也源于签证——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签证将于明年1月到期而必须回国。但资方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延，这让工人们感到焦虑。东京华工会的吴晓亮向工人们表示，若纠纷不能解决，将帮助工人们申请签证延期。

实际上在1980年代以前，日本工会中基本上没有外国工人会员，因为那时在日本的外国劳动力人口很少。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非正式雇佣工人增加，新的工会类型“社区工会”开始面向所有地区、所有职业、所有类型的劳动者。

这次纠纷中，中国工人们最先试图向中国中介公司寻求帮助——毕竟工人们需要向这种劳务输出公司缴纳一笔不菲的“管理费”，杨广所在的大连国际合作公司收取的标准是每人每月1万日元。可是中国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们，去找日本当地接收他们的劳务公司解决问题。

日本劳务公司“米亚比（音）劳动组合”的态度“倒是好些”，“翻译每次嘴上都答应，帮我们去找公司谈。”工人们说，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中国工人们也想过请律师，但听说请律师要先交20万日元的不返还的费用，而且即便能要回来钱，律师还要提留10%，“加上打官司的花费，估计就不剩什么了。”

实际上，这些中国工人出国前接受培训时，劳务公司就曾告诉他们，到日本禁止加入教会、工会。此次中国工人加入日本工会的事经当地媒体披露后，中国的劳务公司曾给工人们打电话，要求他们退出工会，由公司出面解决劳资问题。

工人们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

“不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自己的组织”不意味着免费。劳评会的会费约为会员月收入的1%，新入会的中国工人需要每月交纳1000日元。除此之外，他们与劳评会和东京华工会达成协议，如能索回被克扣的薪水，将向二个组织分布分别交纳索回金额的10%作为“酬谢”。

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研修制度日渐沦为日本企业从发展中国家招募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渠道。

大町总业的中国工人们第一年“研修”，月薪只6万日元。而同样工作量的日本工人月薪最少也20万日元。

在劳评会10月18日的会议中，工会干部告诉中国工人们，外国研修生实际已经变成“奴隶”。

情绪正在发酵起来。大町总业的很多中国工人都在讲，“日本人嘴里总是‘八格’，中国人最烦这个”。

但工人们也承认，多数日本人还是友好的。王维庆在医院养伤时，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们听说他们的遭遇，“都骂公司是混蛋公司，老板是混蛋老板”。

杨广从机场返回后，劳评会在当地召开了小型的记者见面会，2家电视台和5份报纸对大町总业的研修生劳资纠纷进行了报道。

10月5日，大町总业返还了扣押的工人们的护照，以及之前扣留的的每月2万日元“保证金”，但除此之外，资方向劳动部门发传真称，“不再有任何非法克扣的薪资”。“老板比较害怕，主要是躲着。”东京华工会的吴晓亮介绍说。

随着时间的拖延，中国工人对工会的乐观情绪也在削减。“我们不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杨广说，“下星期要不行，是不是应该把事情‘推上去’，我也要找找中国大使馆。”

（冯倩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