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湘江：产业沉疴 复苏岂在朝夕

湘江的污染史，实际上也是湘江两岸的产业发展史，对于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成效和代价，湘江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注脚。这数十年来，与湘江污染胶着的不仅是政府或悲壮或尴尬的治理战争（详见10月15日C13版《最沉重的河流，最尴尬的治理》），也是两岸产业枯荣反复，腾挪转型的自新之路。只有在产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上，才能求得湘江的彻底清白，只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跨过的旧坎，甚至还会埋下新忧。

　图/梁伟驰

托了经济危机的福？

谁也没有料到，推动湘江治理“三十年未有的大发展”的，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金融危机。

2008年6月，湖南省省长周强站在湘江边上豪言，“要把湘江打造成中国的莱茵河”。

湘江流域所经8市市长很快向省政府递交了综合整治目标责任书。多重针对产业调整的政策重压之下，污染治理看起来效果显著。“现在，湘江自郴州进入衡阳的水基本达到了三类水的标准，基本保证了功能恢复的要求。”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同样乐观的数据，在湘江的各段均一一呈现。

但这或许并不完全是行政的力量。“除了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多的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了作用。”郴州市环保局一名官员尴尬地说。从2008年中期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矿产资源价格急速回落。当行业无利可图时，非法采选矿戛然而止，极大地减轻了湘江治污的压力。

以采选矿最为严重的郴州为例，郴州夏生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夏生承认，郴州的绝大部分民营矿山因这场危机而经营困难，“目前，倒闭、停产的矿山已占到总数的80％以上。”

“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一切也许便会回到从前。”有官员担心。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以往，只要有利润的刺激，治理总是难免“出现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郴州市环保局整治办主任段晓平说。

而暴利又滋生“官商勾结”潜规则，郴州一名矿主直言不讳，“没有后台，根本开不起来。”今年1月一审宣判的原郴州资兴市委书记黄湘鄂犯案亦验证了这样的担忧。正是这位曾经的地方政府主官，在明知钨矿采矿许可证已停办情况下，仍要求在郴州水源保护地的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区内，边办证、边规划、边生产，兴建了钨矿、硅石矿和铅锌矿各一座。

托了经济危机之福的湘江水，却也因为经济危机而部分延缓了根治顽疾的步伐。2008年间，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原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因为危机而止步不前，郴州各矿区一度只有北湖区新田岭矿区成功由湖南有色金属集团接管，完成了整合。

六十年积累的产业沉疴，复苏岂在朝夕。

历史负重

潘多拉的盒子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打开，并且一度别无选择。

湖南山多，矿藏亦多。湖南省政府曾有官方数字称，在工业时代最需要的多种矿藏中，湖南的锑、钨、铋、雄黄、海泡石、重晶石、独居石储量均列全国第一，而锰、钒、铼、芒硝、砷、高岭土，则居全国第二。

原湖南省株洲市工业办一位退休官员回忆说，“建国初期，中央基于湖南地理位置和矿产资源的实际情况，决定把湖南作为资源开发的重点省份，主要做矿山的冶炼、化工产业。”

中南工业要地的格局因之奠定。“一五”期间，毗邻省会长沙的株洲便被定为中国八大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当时原苏联援建了中国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有4项安排在株洲建设”，紧接着，株洲冶炼集团（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集团（株洲化工厂）、株洲玻璃厂、株洲苎麻纺织印染厂、株洲选矿药剂厂……这些计划经济时代举足轻重的中央、省属骨干企业，一一落户清水塘。“竞相选址株洲，是因为它在湘江的长沙和湘潭的上游，交通运输比较便利。”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文铁军说。

依靠矿山的冶炼，湖南开足了马力，湘江的健康也每况愈下。

1966年，污染严重的湘江首度发出了预警——它首次被检出重金属超标，大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1971年，湘江流域的衡阳首度出现因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停供事件，亦开了中国首例。

而湘江的负重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一步加剧。

非法矿山“宛如国中之国”

“湘江的污染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发。”郴州市委一名官员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浪潮的到来，污染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加剧。这很大程度归咎于失范的民间矿山采掘热。

在早期的湖南产业布局中，采选冶炼工业基本集中在株洲、衡阳等地，郴州还主要是矿产的原料供应地，“在临武香花岭矿区，就有很多当地人偷偷到矿山里去采，背一袋出来就发财了。”

即便由于坑道复杂、环境恶劣，很多人进去后就没再回来，但人们依然前仆后继。2002年至2007年间，全球的锌、铅、银以及铜等金属的价格出现了数倍涨幅，郴州的民间采选矿达到了巅峰。在临武县的三十六湾等矿区，几百座矿山和小选厂几乎一夜间出现。

“这是经济杠杆的作用。”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相形之下，采选矿所需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矿洞、几张矿车皮、几个树枝杂物，加上塑料搭建的破烂工棚，就能开矿；几台磨砂机、搅拌机，外加一根水管，就是一家洗矿场。”郴州市委的上述官员说。

现在，当年老矿区依稀可见疯狂过后的凄凉，几个当地的农民，蜗居在早被废弃的工人俱乐部里，“但就是这些农民，当时每天从尾砂矿里用毛毯淘点废渣，一天也能淘出一百元左右。”而富含重金属的尾砂，随着洗矿水几乎没有遮拦地流入了陶家河上游，“河里几乎全是浆糊样的粘稠物”。

官方的数据说，2007年治理前，在著名的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最高峰时曾有8万人在此从事开采，采矿窿道及采矿点三百多个，选厂及选矿附槽三百多处。“10％是流窜犯，宛如一个国中之国。”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仅仅生产选矿所需毛毯的小工厂，山下就有八十多家。”

一些暴富的传说显得稀松平常。在郴州，一个原本挑货郎担子的小老板，因为成功地用土法从废渣里面提炼出稀缺金属“钒”，被评为专家。另一名乡镇干部辞职下海，从铅锌里炼银，十几年内企业就已做到即将上市。

但他们“炼铅，沿用的是极其落后的烧结法”，蒋红彬回忆，“这种工艺非常落后，二氧化硫污染非常严重。周边几公里，树都要死掉、寸草不生。为什么那时经常出现血铅超标？就是这些粉尘。”

与失范的民间采掘相伴的是一系列令当地兴奋的数字。湖南省经贸委的一份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湖南的有色金属产量从82万吨增长到142万吨，销售收入更是从124亿元激增到640亿元。

位居上游的便利是可见的。数以千万吨计的冶炼、化工产品沿湘江而下，带动两岸经济，催生民间暴富神话，随之而下的，还有这一切的附属品——混杂着大量重金属的浊流。

资源性经济转型不易

靠山吃山的传统思维，也许是另一种障碍。“我们交通不便，经济怎么发展？只能依靠老天赐给我们的这碗资源饭。”湘江重点污染区域——衡阳松柏的一名官员阐述了自己的逻辑。

资源型经济的效益是可观的。地处偏僻、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排列在郴州各县区末位的临武县，便是典型的“资源型”矿业财政，此前约有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矿山采选、冶炼和相关行业。矿山办证的各项规费和采矿权价款，一度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官方数字说，在巅峰期的2004年，短短9个月内，临武的工业GDP就增长了39％。

因治湘江而起的停产整顿对这些县域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2009年2月，临武县的多名政协委员在郴州市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以提案形式抱怨，整治给临武“脆弱的资源型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自2006年市委、市政府实施‘休克疗法’后，矿产企业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电力、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和商业、金融、建筑、安装等行业均受到连锁影响”。

“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如果不解决产业转型问题，湘江治污是很难彻底完成的。”湖南省某市环保局长慨言。

而产业转型口号中的地方政府在环保和GDP考量之间的纠结是显而易见的，在曾提出口号、要用3年时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株洲，治理日程过半后，效果堪忧。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2009年上半年株洲市环保“创模”情况的督查通报中，株洲市政府不得不承认，不少工作进展缓慢甚至严重滞后——“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地区，推动工作难度大，进度不理想”，而城市“四港”整治等项目，仅“建宁港整治工程已开工，其余‘三港’的整治，还停留在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