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儒者的气象——纪念邢慕寰教授

■个人历史

邢慕寰(1915-1999)    中央研究院经济所/供图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已有两三年了，才认识邢慕寰教授。他那时是研究院院长，我是电子系的系主任。为了电子系要设博士学位，才特别与研究院院长有所往来，当然以前在教务会上常有开会时的相值。
    为了博士学位的创立，必须交换些意见。而他并未直接向我述说他的意见，是我们有过几次的漫谈后，我才悟出的。他的意思是既名为中文大学，应该是中文系先有博士学位，而中文系正在筹备中；也就是电子系可以略迟些。如此，才是名正而言顺。但他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而是与我慢慢讨论。我说：“我们电子这一行的时间常数大概最慢是一秒钟，快些的都要乘以负多少次方了。比如米的负三次方、负六次方、负九次方等。而中文系的时间常数动辄五千年。我们不在一个时间常数的范围里。”他说：“从美国来的教授，总是爱开玩笑，我们说完了正事，再说玩笑好吗？”“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中文系也要作些充足的准备，需时或者略长。主要的是他们甚少外国的制度作为参考。而港大的中文系大概是另有定义，我们与他们也很不相同。中大电子系不好等待的原因，是好学生都跑到美国去了。而这里真有不少好学生。我来中大前那三个暑假在MIT做客座科学家。那里的大学部之前三名，无例外地总是香港去的。也是因为当时台湾的高中生不许出‘国’；而内地那些年正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是学生以缴白卷为荣，教师要向学生认错的时代。而我们中大电子系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以前，就有些在很有水准的学刊里发表他们的论文了。这些有研究才能的青年，刚刚毕业，就被美国大学抢了去。我们应考虑些留住他们在香港做研究的方法。因20到25岁，这段期间太重要。去了美国可能因为杂事反而误了这段宝贵的时间。”
    两三次都是我在他的二楼办公室中聊天，那是碧秋楼罢，已记不清了。我在第三次聊天时，才忽然觉出邢教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特别注重礼节。我在辞出时，他一定陪我从二楼走到一楼，送到大门口，握手鞠躬而别。我前两次并未觉得，逐渐才觉出他这个非常重礼的习惯。在非常惊讶后，心想这是儒者的重礼罢。
    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York Town）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那提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着。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义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所以每次由于邢教授的多礼，我必想一阵Bertram的多礼来。
    不过，好几次与邢教授的谈话，总是得不到什么结论。当然也就成了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但他总是在坚持后，不稍松动他所坚持的。不知为什么有一次我们提起对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Mrs. Robinson）的话题。他说：“她是不注重写书的。因为经济的学说变动得太快，书出版时必成为明日黄花矣。”我接着说：“经济的变动哪里赶得上我们电子系之快！”邢教授听到这些，才略有动容，才对我说的时间常数有所考虑。我继续说：“罗宾逊夫人，我60尾、70初在剑桥时，她正在那里。我大概是走错了教室，或是与同学凑热闹，曾听过她一堂课。她正在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何伟大等。她穿着黑袍，大讲‘文革’，我是太意外了。”邢教授听后，却并不意外。大概他很熟悉罗宾逊夫人，他说：“经济学开始用坐标，倒归功于她。”那次我们的谈话，因溢出题外而结束，邢教授说：“我们下星期此时再谈。”
    很快，就是下次了。他这次先跟我说：“你看英国与美国的大学里，博士学制有何相似或不同，比如英国剑桥的与美国沃顿的？”邢教授提出这两间大学来，是看过我的履历罢。为什么问得如此特殊？我说：“因为隔行，我不知这两个学校的经济系有无博士学位，也未注意过。不过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学院常有同学兼修沃顿商学院的学位的。也许只是硕士之类的学位。”他对沃顿商学院非常熟悉，对剑桥经济系发展的情形似乎更知之甚详。也许是因为凯恩斯的关系。我们那次谈话最后落在哈耶克（F.A. Hayek）的《到奴役之路》。我的观感则是邢教授对哈耶克异常佩服。1960年代，因为殷海光用严复的笔法夹叙夹议地翻译过哈耶克这本书的一些章节，所以台湾的经济学者有不少服膺他的学说。哈耶克的大著是1944年出版的，六七年后才传到台湾。邢教授知道得很详尽，他并且说：“殷海光所译的那本英文书是姓关的一位经济学者借给他的。”而我则是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看的。那时极富盛名的《到奴役之路》倒是处处都有。我当年细读过这本书，却是因为爱看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之痛快淋漓！
    那一天，我们谈话时间好像长些，临辞出时，我还说了个笑话：“邢教授，你知道哈耶克有个表哥，就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而维特根斯坦的中学同班是希特勒，虽然二人并无接触，而这些旧闻都是我在剑桥时，学院饭桌上听到的！”
    终于，邢教授首肯了电子系可以开始收博士学生，而大致的原则是：
    一、博士不是科举制度，并非训练学生作新进士状，说新进士语。最怕从前中国的科举八股遗传了下来。
    二、博士不是广博大才，无必修课程也无须有合格考试，只要经过严格的口试。这一点像英国，不像美国。
    三、博士不由本校的教授考核，而由其他大学教授考核，论文则必须在国际学刊上发表。这比外国的要求严格得多。
    四、博士既不是在大学作教授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足条件，只是一种参考。换句话说，博士与在大学里有无资格教书无关。
    我们为了博士学位的创立，也许有十来次的争辩与讨论，结论却是这些反面说辞。“博士不是什么”，而并没有说“博士是什么”。这不成了参禅了吗？禅语不易写成条文，也就没有具体的条文可写。如此，电子系在三年后产生了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我至今不忘的，是他那谦和而坚毅的儒者气象。

（责任编辑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