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提升中国国防力量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永恒的东西。为此他谢绝了出任以色列总统。但对于20世纪另一位科学大家钱学森来说，政治不可能如此超脱，科学与政治的纠葛，几乎构成了他一生的主线
1945年夏天对34岁的钱学森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年初，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到了夏天，欧洲战事结束，他又受恩师、有“超音速时代之父”称誉的学院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邀请，一起去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所，该研究所负责人路德维格·普朗特，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恰好是冯·卡门昔日的老师。于是，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在哥廷根，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卡门，共同审问可算是他“师祖”的普朗特。
当冯·卡门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得意弟子钱学森已回到中国，为这个处在敌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导弹和火箭，于是，纳粹德国、号称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国，以及红色中国，“把对生活毫无追求，只望和谐地共同工作的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了开来”。
这几乎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祖国”这句话最好的注脚，许多科学家开始本无心问政治，但政治不可抗拒地要来关心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中）随他的老师冯·卡门（右）率领的科学考察团赴德国考察航空与火箭研究的发展情况，在哥廷根会见卡门的老师、空气动力学家L·普朗特（左）（高延智）
“美国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件事”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乘船赴美。头一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
钱学森在美国的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改学航空工程，并在一年内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接下来的20年直至回国，洛杉矶郊区的帕萨迪纳成了他的家。
从学术上说，加州理工的主要吸引力是西奥多·冯·卡门博士。他在航空方面是世界权威。在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当中，卡门对钱欣赏有加，二人情同父子。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发展中的几乎每一项革命性的成果，钱学森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合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钱学森继续教书与研究工作直到1943年，这时政府放宽了限制，批准他参加军事研究。二战期间，钱学森奔走于五角大楼和位于帕萨迪纳的马利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之间，深得美国军方欣赏。在二战中后期，钱学森已成为全美国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与火箭技术专家。正如冯·卡门所说，钱学森的研究成果为美国航空工业和火箭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原动力”。美国空军赞扬他对胜利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对美国军事的未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期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上，钱学森都可谓春风得意。
青年钱学森与父亲钱均夫
蒋英
1947年，钱学森回国与蒋英结婚，随后二人同赴美国。蒋英是留学欧洲的歌唱家，他们两家世交。在加州理工的那一段生活，很可能让他们一辈子追怀。在旁人眼中，他们是愉快的一对。他们住在一所宽敞简朴的老式房子里，一对儿女先后出生。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作为父亲，钱学森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
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经常是，对美食颇有研究的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然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美国专栏作家维奥斯特对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的描述颇有意思。蒋英并不受他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学森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有时她有点晕了，也不理睬钱的眼色。“我不知道我们走后发生了什么，”有一个老朋友说，“可能他会训斥她，但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有趣，与他们在一起感到轻松。我得说他们俩的结合真是非常美满。”
到1949年，钱学森不仅在加州理工大学教学研究，还继续担任航空喷气公司的顾问，薪金可观。1949年12月，由于他做的一些设计，钱学森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时代》周刊甚至登了他的一组照片。
可以说，一直到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前，钱学森与美国关系都处在一个蜜月期。与后来的宣传不同，这时钱学森和妻子离开美国的愿望并不强烈，甚至，据已故的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钱学森还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但正在这个时候，一股邪恶的风潮开始袭击美国。1949年9月，苏联终止了美国人的核垄断局面，爆炸了他们的第一枚原子弹。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蒋介石逃到了台湾。1950年2月，英国人宣布，他们的一位最高级的科学家把许多西方的原子秘密交给了苏联人。同一个月，参议员麦卡锡指出，他掌握了205名在国务院的共产党员名单。这时美国开始到处抓叛徒，全国人心惶惶。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兼容并蓄各种独立科学家名声的学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
钱学森成了怀疑对象之一。理由是他和当时美共活动在湾区的一个党支部有关联。FBI找到了一份名字是 H.S.Tsien 的党员登记表。有证人说和钱学森一起啃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另外FBI还拿到了钱1947年回国期间写给美国同事的信件，里面流露了他对当时中国国民大会选出的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
钱学森拒绝揭发朋友，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他当年的那些聚会更像朋友闲聊。结果在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
钱学森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离开钟情的尖端科技研究。其实，不做机密工作，而按部就班地做教授，他照样可以生活优渥。他感到悲愤，自己对美国倾出了全部精力，却落得如此结局。其实那时与钱学森相同遭遇的人有很多，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安慰。“在这个国家，我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告诉他的一个同事。所有迹象表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打算返回中国。
不久，钱学森预定了回国的船票，还请了搬家公司来打包行李。他其实不甘心这么一走了之，在加州理工院长杜布里奇的建议下，他决定去华盛顿，看能不能重新拿回机密许可。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钱学森找到丹·金布尔。金布尔当过航空喷气公司的负责人，对钱欣赏有加。现在他是杜鲁门的海军助理部长。他厌恶麦卡锡浪潮，也相信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金布尔后来接受采访，描述当钱讲述他所蒙受的羞辱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金布尔对钱很同情，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钱学森，但完全没有效果。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钱学森透露他打算返回中国。金布尔感到震惊，在忠于友情还是忠于国家这个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钱学森一离开他的办公室，他马上给司法部打电话，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要他回共产党中国。”
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从华盛顿飞抵洛杉矶机场时，知道了会见金布尔的结果：移民和归化局的官员向他传达了禁止离境的命令。由搬家公司运往香港的总重1800磅的行李被由8家执法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扣留。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家中被逮捕。他被指控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在1947年从中国回来时非法进入美国。
杜布里奇和金布尔马上分头为让钱出狱而努力。最后保释金要15000美元，这在当年是天价。法院还不满足，他们又定了一个条件，钱不能超越洛杉矶县的范围去旅行。坐牢两周之后，他被保释了。妻子蒋英说，他回家时已经失语了，回答问题以摇头点头示之，15天掉了15公斤肉，可见伤害之深。
杜布里奇马上恢复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工作。钱学森隐忍住羞辱与愤怒，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钱被从牢中放出来以后的两个月内，移民当局开始听证。移民局没有足够的证据定钱的罪名。尽管钱学森的律师一再抗议，移民官员德尔圭尔恰还是花了几个小时在政治观点方面对钱提出质问。德尔圭尔恰解释说，从钱的政治观点可以看出钱是否倾向共产主义。
“你忠于共产党中国吗？”
“不，”钱回答。
“那你忠于谁？”
“我忠于中国人民。”
德尔圭尔恰与钱争论一阵后问：“假如美国与红色中国间发生冲突，你会支持哪边？”
钱学森回避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形并没发生。钱的律师表示抗议，说钱需要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
最后，移民局简单地坚持它的指控，钱被判驱逐出境。但是又插进来自相矛盾的决定，根据以前的一项禁止出境的命令，这项驱逐令暂缓执行。他回到了加州理工的家中，却几乎等同于软禁，言行被监控，出行也不得超出洛杉矶县。
钱学森在这种进退不得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闭门潜心学习和研究，他的老朋友F·马勃教授晚年不无敬佩地说，环境的险恶并没有吓倒这位执着的科学家，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在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个领域，又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钱学森对自己没有尊严的生活深感痛苦，他在秘密发给国内联系人陈叔通的信中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
到1955年，悬而未决的钱学森案件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年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谈判,以扣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去交换还留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教师和商人。也在这一年，一些美国飞行员，在中国的领空被击落并被扣留。而钱学森所掌握的机密，也被认为过时了，这使他的危险性大大减小。美国媒体报道，几乎可以肯定，钱学森是美国非公开的与中国交换在华美国人计划的一部分。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准许他离境的通知后，立即订购了船票。
“我们知道，他回去不是种苹果树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
人去楼空。当金布尔又一次来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情感。“我们终于把他逼走了。”他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是我们逼他走这条路的。”
而中国政府则为钱学森的回归欢欣鼓舞。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麦卡锡主义极大地伤害了钱学森——这位“顶得上5个师”的科学家，由此,他回到了祖国的怀胞。
恶劣环境下研制出两弹一星
1955年回到中国的钱学森，脱下穿了20多年的西装，换上朴素的咔叽布中山装。回国后的一个月，钱学森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好奇，拿着一个相机走到哪拍到哪，一个月下来光胶卷和冲洗费就花了300多块，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他知道，再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
但改变不仅于此，钱学森刚刚摆脱了一场政治恐怖，憋着一股气，想与美国人一较高下，造出自己的火箭与导弹。但是，不久，他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也发现，中国也有一种泛政治化的氛围。
开始，钱学森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满心欢喜。1956年初，钱学森应邀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过很长久的知识分子。我在新中国只有3个多月……现在，我谨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回到新中国，心中充满着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
但一年多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钱学森遭遇了回国后的第一次震撼。无数有风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关进牛棚。其中就有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许多海归，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
钱学森多次看望钱伟长，而这点，连同他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都成了他入党的障碍，被称为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限。
1958年，在反右运动余波未了之时，钱学森向组织提出入党要求。
据当时的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一天晚上钱学森到他家，谈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并郑重提出入党要求。张劲夫对钱学森要求进步的动机给予肯定和鼓励。钱学森在1958年4月6日向组织写了长达7页的“思想检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了详细交待，还深挖了回国以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要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说，这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这份“思想检查”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征求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有人说钱学森不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钱学森在会议结束时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一定在行动中注意改正缺点错误。
1959年11月，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赶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情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大跃进”期间，各地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放出卫星，出现了万斤乃至10万斤的数字，这股浮夸风是导致后来数千万人饿死的原因之一。钱学森也卷入此事当中，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论证农业产量的科普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二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钱学森也知道自己的计算有问题。就在当年的一个场合，与毛泽东谈起那篇文章时，钱学森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计算方法也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又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与钱学森亲近的人后来谈起此事，说钱当时面临有关领导要求著名科学家就此表态的压力。
钱学森的这段经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孤立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与过去决裂的压力。他们中不少人或是真诚地，或是违心地顺应了当年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如果不顺从，后果会很严重。
与当年无数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不同，钱学森受到了周恩来甚至毛泽东的点名保护。尽管如此，钱学森还是感受到了那个政治挂帅时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冲击。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世界震惊。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引起了更加强烈的震动。应该说，这对中国是件天大的喜事。然而，这时“文革”的“派性”已经出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航天部门也未能幸免。就在举行庆祝宴会时，出现了“罢宴”的闹剧。两种观点的参试人员，怎么做工作也都不愿意坐到一起举杯共庆胜利，钱学森陪着聂荣臻元帅坐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很是生气，又很担心。
后来，又多次发生因派性斗争致使火箭飞行试验难以进行的事。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向钱学森等人询问了洲际导弹之事。钱学森告诉他，某一型号基本上已经瘫痪，因为远洋测量船工程已被阻滞，专家们大都被关在“牛棚”里。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荒唐之事不断出现。在中国第一枚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有的研制单位在仪器上刻了毛主席语录，有些零部件还镶嵌上了毛主席像章，这使钱学森颇感为难。后来经周恩来干预这股风气才刹住车。
钱学森等一批老科学家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搞出两弹一星，殊为不易。
美国不平反，绝不踏上美国国土
晚年的钱学森，已然拥有科学界国师的地位，各种官方职位，各种荣誉加身。
然而，这种种旁人眼中的辉煌，都并非钱学森的本意。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第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他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啊。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
钱学森考虑更多的是科研，而非权力和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担任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致闭幕辞，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辞。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不同意致闭幕辞。但是当他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掌声雷动，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这是一个极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学而优则仕，外人觉得这是给钱学森的待遇，但钱学森自己则颇感难受。后来，有关领导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学森才得以出任下一届科协主席。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
钱学森在科学之外，已经具备了一个标准共产党人的形象。“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8月7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钱学森。江泽民说，当年钱老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的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妄自菲薄。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不光要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那种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1991年10月，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对科学家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高规格。
对于美国方面授予的种种荣誉，钱学森很冷漠。在他的晚年，美方曾多次和我有关方面谈钱学森访美的事，意思是，钱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曾在美国工作很长时间，特别是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钱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很大贡献。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许多正直的美国科学家也无端地受到迫害，那一段时期美国政府对待钱是很不公平的。美方愿意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
钱学森对此的反应是，“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决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本文参考资料：《钱学森研究》 （潘敏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钱学森》 （涂元季 贵州人民出版社）《钱学森实录》（王文华编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代风流 冯卡门传记》（李·爱德生）《钱博士的苦茶》（密尔顿·维奥斯特，《老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