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剧没空罢工

市面上的中国编剧，收益大于牢骚，工不罢也罢。市面下的，罢还是被罢，这是个问题

《士兵突击》庆功宴，主创团队忙得一团和谐　郑福德/图

    美国编剧罢工仍在持续，中国编剧们依旧各忙各的。后者大多昼伏夜出，生物钟接近美国人，对自己收入的不满也接近美国同行。但是不满归不满，化为行动，最多是几句牢骚，一声叹息。

1993　“革命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没名的编剧罢工，找死呢。著名编剧不一定愿意罢工，他们拿得最多，凭啥照顾新入行的编剧？再说，咱们现在也没导演行会、制片人行会，制片人有行会才好去跟电视台谈价钱。高端还没有，低端就更没戏。”半夜12点，石康克服了初见面时的小结巴，谈兴越来越浓。
    他刚与电视台一个节目组吃完晚饭，节目组约他谈热播过的《奋斗》，以及刚刚出版的同名小说。对方问他能不能提供些照片，他一口回绝：“没有。”“那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才艺？你不是挺喜欢打球吗？”“我一作家，去电视上挥拍子打球去，这叫什么啊？”
    1999年，石康也曾以类似的口气对自己说：我一作家，写那些烂剧本，这叫什么啊？当时，他已经做了6年编剧，写了一百多集剧本。
    石康是北京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后在公司做了一年编程，然后成为北京第一拨自由撰稿人。文学理想靠给文学期刊投稿实现，生活问题则靠做各种“碎垃圾活儿”解决：纪录片画外音、MTV脚本、小品、相声、舞台剧、电影剧本……“只要给钱就写”。1993年，25岁的石康第一次接到电视剧剧本的生意。开始时，一集拿1200元，和其他几个编剧一起写。当时他不知道剧本为何物，就找来《电影文学》之类的杂志，再找些影视剧参看，照葫芦画瓢，倒也有模有样。到最后，其他编剧的稿子被毙掉很多，石康完成了20集里的十六七集，稿费也涨到一集2000元，平均3天写一集。这是他当时做的各种“自由撰稿”里，报酬最优的。
    当时正是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业之时。也正是在1993年，刘震云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一地鸡毛》。刘震云比石康长10岁，农民出身，当过兵，后考入北大中文系，1987发表《塔铺》成名。两人同年开始做编剧，但是出手有高低。
    《一地鸡毛》电视剧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改编而成。小说1991年就发表了，还曾被张艺谋买下电影改编权，找了万芳改出一个剧本，打算在重庆拍，但是后来不了了之。1992年，刘震云在《农民日报》的同事高山找到他，说自己的家族企业在东北经营得很好，想投钱把《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
    刘震云已经记不清楚高山付给他10集剧本的报酬是6万还是12万元，他只记得那天高山戴着蛤蟆镜，穿了一件风衣，拿了一提包钱给他——当时钞票的最大面值是10块。从此高山成了制片人，刘震云成了编剧。
    剧本是刘震云用在德国开会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他和苏童住一个房间，苏童出去逛街，刘震云就在宾馆对着自己的小说学写剧本。当时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被拍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则被改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他们三人还都曾参与王朔牵头的“海马影视创作室”。在把作品改成影视剧这方面，刘震云觉得不必清高。
    1992年的刘震云和石康差不多，不清楚电视剧本长什么样，甚至连电视导演和电视剧导演的不同都不知道。后来找导演时，他和高山先是找了拍《河殇》的夏骏，夏骏告诉他们：我拍的是电视专题片，不懂电视剧。又找了拍《流浪北京》的吴文光，吴文光告诉他们：我拍的是人文纪录片，不懂电视剧。第三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懂电视剧的人——刚拍完电影《北京杂种》的张元。张元又找来陈道明、蒋雯丽两位主演。可是开拍没多久，当时的广电部就下了禁令，多方打听之后，得知原因是张元的《北京杂种》没送审就去国外参加电影节，上了黑名单。
    高山和刘震云没放弃，又把剧本交给了王朔，王朔看完把本子推荐给了冯小刚，时间已是1993年。当时的王朔已经凭《编辑部的故事》确定了他在电视剧行业的江湖地位。而冯小刚刚拍完《北京人在纽约》，从郑晓龙——另一位“江湖大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片主任——手下的美工、编剧成长为执行导演，借着王朔的招牌，拉了一笔投资，雄心勃勃地开了专做影视剧的“好梦公司”。可惜投资在请客吃饭方面花得所剩无几，冯小刚的剧本却总也写不出来。
    幸而《一地鸡毛》及时出现，用冯小刚自己的话说：“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陈道明在剧中扮演了扔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出来的小职员小林，在刘震云看来，那是陈道明最出色的一次演出。
    电视剧拍完了，要发行。冯小刚和王朔找来一位代理人，对方提出要收15%的代理费。制片人高山的老婆急了：凭什么给那人？小女子背着《一地鸡毛》的带子，坐火车挨个电视台去推荐，一趟跑下来，片子竟卖到香港、台湾去了。据高山告诉刘震云，整个剧集投入大概100万元，光卖给香港一家电视台的价钱就赚回来了。“说明这事真容易！”刘震云回忆到这里拍着桌子笑了起来，“革命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如果说以王朔、郑晓龙等人为中心的圈子是1990年代初电视剧制作业的第一梯队的话，像唐大年、石康这样的年轻人，则成为数量更大的第二梯队。在那个市场刚刚开放，人心浮动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
    同样在1993年，20岁的兰晓龙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兰晓龙在湖南一个“民风剽悍”的小城市长大，是“一个书包里揣着莎士比亚和杀猪刀的混子”，高中时的课余主要活动是“冲街”——“就是去以街为小帮派单位的地盘挑衅，如果没被削趴在街上，你就出名了”。亲友们都没想到这个成绩极差的“混子”，竟然在荒诞派戏剧里找到了认同感，满怀虔诚地考入了中戏，毕业后还去了军队文工团。

2003　“朋友曰：介不好”
    比起石康、刘震云，兰晓龙绝对可以称为“学院派”编剧。中戏的训练从散文写作的基本功打起，老师上课时随意拿出一张画，给五分钟让学生写作，一点点换画片的速度越来越快，从5分钟到4分钟到3分钟，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写作时打破对文字雕琢的偏执。“我们做的是表演文字，我们的精华在演员表演出来的一瞬间，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心中孤芳自赏、沾沾自喜的一瞬间。”兰晓龙持有的是职业编剧心态。
    当时的学费对于兰晓龙是个压力，他开始做“枪手”——不挂名的编剧。一开始，他为终于在写一个可能要拍的东西而狂热着。“但是那种剧本，一个人只写几集，根本没有整体构想。那种热情好比困了喝杯咖啡骗自己，对枪手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兰晓龙深有感触，“我当过枪手，但我决不用枪手。我的好朋友史航在天涯论坛上回复那些想当编剧的人的话特别好：你们一定会做枪手，但你不能一直做枪手。很多刚出来的编剧会在做枪手的这段时间废掉。”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广电总局共发出电视剧许可证500个，制作的电视剧集数是13780集，不包括一些在审查修改中的电视剧以及上千集的栏目剧。而全国电视台一年能播出的电视剧最多7000集，真正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更少。支持着这个产量的，除了我们知名的编剧之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甚至无名的编剧。
    一直到军队工作之后，兰晓龙还在靠做枪手补贴家用，“我当时对军队没有多大爱好，我或许喜欢武器，但那是和我暴力青春片一样的少年生活有关。”作为舞台剧编剧入伍好几年，他都没写出任何为文工团赢得荣誉的作品——部队看重的是获奖，这不仅决定着一个军旅编剧的前途，甚至决定着一个文工团的前途，“文工团每年的业务经费的多少，要看你拿几个奖来定的，几年不拿奖，上面已经会考虑撤不撤你了。”
    1999年的时候，兰晓龙一度面临着被迫退伍的可能性。直到创作话剧《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抛弃了枪手心态，认真读了《斯诺文集》，花两个月时间写出来的剧本。老团长看后说：兰晓龙会写戏。可惜这出戏没能排演：“我们单位只演两种戏：一种比较铿锵的，一种是农村戏，‘红星’是一个诗剧，不适合我们单位，所以最后没有上演。”
    石康也曾做过枪手。北京电影学院后面的招待所是那时候他常去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像“好梦公司”一样的影视公司。石康经常在一个公司聊完一个创意，对方说，我们现在没钱做，你去跟我一个哥们儿说说去吧。他就从一楼跑去二楼，再去说一遍他的故事，对方觉得可以，就给一笔预付，就可以开写了。
    据他介绍，预付一般是全部稿费的30%，写完剧本，可以拿到40%，剧本通过了，投资方满意、开拍了，编剧才能拿到最后的约30%。“好多人都没拿到最后的30%，因为投资方拿着剧本去扎款，如果没扎到，那编剧最后的30%也就拿不到了。赖账、最后不给钱的多了。能有什么办法？就算了，再写下一个。”石康口气里透着无奈，想了一下又笑了，补充说，“我们主要办法就是瞎写，几个月就能写一个剧。”至于署名，“爱署谁署谁，只要给钱就行了。普通观众很少在意编剧是谁，只有圈子里人会留意。”
    就这么晃晃悠悠写下来，到1999年，石康的稿酬已经涨了10倍：每集2.5万元。同年，他的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先后出版并走红，一年赚了四五十万版税。石康觉得下辈子有着落了：几万块可以买一套房子，再花几万买一辆捷达挺好的，一年生活费顶天三四万吧，饭馆可以随便吃。早已编剧编得恶心的石康，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对自己宣誓：以后我就写小说，再不写剧本了！
    好景没维持多久。北京的房价与物价都一路看涨，石康的小说却越卖越少。2003年他出版《心碎你好》，花了两年写的，一共结了不到15万元版税。“怎么活啊？我连房子月供都付不起了。”2004年，他开始写《奋斗》。
    2000年到2004年之间，石康只写了一个本子，冯小刚的《大腕》的第二稿。他花了一个月写成，拿到5万元预付款。最后冯小刚采用的是他自己写的第三稿。相比起写电视剧，这个报酬似乎更优渥，但是这样的机会，在石康看来，“很多年才能轮上一次”。
    说起自己的“作者”身份，刘震云更加气定神闲。“我写作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写出来别人就说好的。《一地鸡毛》出来，都说小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任何结构、起承转合，你在家写日记记流水账可以，你小说写成这样，你江郎才尽咯。一年之后又都说好，给我扣了个新写实的帽子，也不管我爱不爱戴。《温故1942》写出来也是，批评我把好多乱七八糟材料堆一块儿，这能叫小说吗？过了一年，又说特别有创造性，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心灵史。”刘震云说得风平浪静，但念念不忘，也证明了心底的在意。
    在王朔、冯小刚的圈子里，刘震云总是能受到最温暖的“吹捧”。王朔把刘震云夸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刘震云把王朔赞为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冯小刚喜欢《一地鸡毛》，推崇《温故1942》，那段时间，冯小刚的命运也“多舛”，拍电视剧不是禁拍就是禁映，包括《一地鸡毛》在很多电视台都没能播出。刘震云则说：“冯导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对世界关心的方向，对世界的态度，与众不同，我马上觉得这个人对我重要，会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有一个优点，一块吃饭，他爱埋单。”
    王朔把那段互相吹捧的恣意岁月写成了《你不是一个俗人》，冯小刚拿它拍了他的第一个贺岁片《甲方乙方》，刘震云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因为找不到对象要自杀的青年。《甲方乙方》之后，冯小刚与王朔渐行渐远，与刘震云越走越近。
    2004年的贺岁片《手机》几乎可以说是两人合作的产物。今天的刘震云强调，作者与编剧两种身份对他来说，有主副业之分，“长篇小说更能抒发我自己的胸臆，这是千军万马的战争，要调动作者才情的各方面军，对作者更过瘾。写完小说再改成剧本，好比已经千军万马打过，派出一个尖刀团，杀几个小敌，这个兴趣我有。但是你让我一开始就只冲几个小的去，我思想有抗拒。”但是单就《手机》来说，据冯小刚回忆，最初的构想来自于一次关于下一部电影该拍什么的讨论，刘震云提出就讲手机：“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最后刘震云为了满足档期需求，先完成电影剧本，后完成同名小说。
    电影拍完之后第一次请人试看，没有一个人说好。刘震云还记得当时冯小刚握着他的手沉重地说：“朋友曰：介不好。”刘震云回答：“朋友的话是真理，但并非句句是真理。”影片投资1000万元，“朋友”对票房最高的预估是3000万，刘震云硬着头皮跟人赌5000万，最后出来的结果是5300万。至于刘震云得到多少报酬，他狡黠一笑：“商业机密。编剧的待遇当然有待提高。这不单是中国电影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肯定我的朋友想改我的东西时候，都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中国，我受的委屈不大。”

2007　“与人合作是根本”
    2007年对于三人来说，都是个不错的年份。或者说，今年，中国的电视剧宣传策略，突然开始比较广泛地推出名编剧。“因为行业近年有下滑，靠明星出演不一定能收回成本。一个公司以前一年拍7部剧，去年也许能拍3部，今年只能一两部。从业人员会去找原因：怎么才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投资人没的可说，花他的钱，他能不玩命吗？演员、导演也没得说，看来看去，还有编剧的积极性可以挖掘呢。”石康分析说。
    石康的《奋斗》取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是他第一次认真琢磨的商业剧，比照对象是美剧。开拍之前，导演赵宝刚对剧本一直不放心。担心这样一个以台词见长、故事情节平淡的剧本，电视台、观众会不买账。“叶京执导《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是王朔的小说，叶京又很有才华，但是卖得不好。赵赵编剧、唐大年导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在北京收视率第一，但是过不了长江。感觉这种凭语言密度的电视剧不行。”石康却有自己的算盘，“剧情能够吸引观众当然好，但对我来说，台词是最容易做到的，而且不可模仿的。别人可以抄故事情节，但抄不了我的台词，就跟注册商标一样。”他期待着吸引投资商再拍第二季、第三季。
    最后呈现的是石康与赵宝刚互相妥协的结果。台词接近话剧台词，删去太长的段落，避免观众记忆疲乏。但是要求演员语速比正常语速提高三分之一，不给观众一点分神机会。剧情很大程度上通过台词交代，观众万一看电视中间还要接个电话，他能一边接电话还一边能听到台词，回来还可以接上。吸取《动什么，别动感情》的教训，台词去除京腔京味，说的是普通话。总之，“最大限度地给观众提供便利”。
    人物设置也有讲究。三对主角，性格分明，有老有少，“总有一款适合你”，分散了风险。但又不会设置更多，因为一集45分钟，平均一对人有15分钟来演绎故事，紧巴巴，不能再多。
    最后，一向喜欢用新人的赵宝刚这次破例用了佟大为、马伊俐等明星——直到电视剧拍卖完的时候，他的心里仍然不放心，觉得这戏商业上太没保障。没想到，最后这戏竟火了。
    写《奋斗》时，石康拿的仍是每集2.5万元的稿酬，现在，他喊出了8万的价码，他还想跟投资方讨论，拍《奋斗》第二季的时候，取得分成。分红，对于国外编剧是正常收入方式，对于中国编剧，则是像海岩这样少数“大腕”才有的特权。现在，石康发愁的是赶快把手头的一个剧本写完，写完之后，他就能还清房贷，还能换辆车了。
    他做编剧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像美国的优秀编剧那样，写出来的剧能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着迷。以那标准看，他认为中国的大多数编剧还是“生产大量低值易耗品的能力”，包括他自己的《奋斗》。
    同样在今年才获得公众知名度的兰晓龙则不太买美国编剧的账。最近正闭关赶写《我的团长》，他对美国编剧罢工的具体情形并不了解。他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看不上《越狱》。他说：“我知道美国编剧的稿酬是越来越高，但不知为什么特技越来越炫，戏剧本体的东西却越来越臭。”
    当年的桀骜在他的语句间偶尔有流露，但是更多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乐观爽朗。编剧，在石康看来是谋生的手段，在刘震云看来是顺便帮忙的副业，对兰晓龙则是可以寄托理想的职业。当年中戏的朋友批评他钻到钱眼里了，劝他回来写写话剧，他回答说：“《切·格瓦拉》做得非常好，演了三百多场，我也非常喜欢，尤其是黄纪苏老师写的剧本。但三百多场戏的观众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电视剧在北京一个地方的观众人数，也就是说观众得到的也许还不如一个高质量的电视剧多——如果我把观众的定义不仅仅局限在买了票进剧场，而是所有潜在数目的话。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我国刚解放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扫盲而不是要培养出多少知识分子。”
    至于现在的工资有多少，兰晓龙不愿具体透露，只说：“现在一般来说两万多是正印编剧的市场价位。但很多拍凑合戏的组对编剧是能压就压，这种可能到不了两万。好的能拿到5万以上，顶级的还能高。我没到顶级，中上吧。”他没有不满，反而一再强调编剧要多和投资人、导演、演员沟通：“很多编剧不是学编剧出身的，他们不明白这是一个群体的活儿。与人合作是根本。”
    心态越来越平和的兰晓龙在抗战题材的《我的团长》里写下了一句让他自己印象深刻的台词：“仗打到这个地步，中国成为这个样子，全中国的军人没有无辜的，我们都该死。”他认为同样道理适用于编剧与电视剧行业。
    刘震云似乎在践行着兰晓龙的说法。新作《我叫刘跃进》同时推出了小说与电影，刘震云不仅负责编剧，还负责为电影埋单。中影集团的投资预算按照数码高清摄影的小成本标准来做，可是导演马俪文却提出要拍胶片、大银幕。成本骤增，怎么办？刘震云举手埋单：“大不了就当作我不要稿费了。”
    罢工？他们正做得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