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丰：农工麦克风
因审批程序特殊，钟永丰未能和林生祥同来大陆。 美浓爱乡协进会/供图
“音乐和社会其实有很深的关系，只是大部分流行音乐故意把这个东西弄模糊或者弄不见了。”
“在整个社会运动里面，情绪变化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看到你的伙伴在得意的时候，其实就要提醒他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已经在酝酿，这可能违反人性，但是作为一个运动的人物就必须这样看，要不然整个运动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情绪的失误就会不见了。”
临 暗
傍晚，收工
一个人走，在都市
我眼珠吊垂头颅虚胀
好像自己已经
魂飞魄散
三不时我失神走志
浪浪荡荡穿弄过巷
真想听一声
母亲唤孩子洗澡
真想闻一下
厨房里煎鱼炒菜的味道
傍晚，想起
阿公讲的家族史
我们这房历代犁耙碌碡
今我都市打拼
要学开基祖
夜暗，一个人
行中山路
转中山路
上万盏灯照不亮
脚下的路
人来人去算不尽
无人可问
吃饱了没
林生祥曾说：“永丰，你该是我爸。”话里的真情多过玩笑。
与林生祥的瘦削斯文不同，钟永丰虽然也戴着眼镜，但更显粗壮，更像一个农民。读他的文字，却细腻深沉，像诗人。听他讲话，则条理清楚，富于思辨，像学者。其实三者他都是。
钟永丰长林生祥7岁，说起林生祥，也是长辈的口吻：“后来碰到一个家乡出来的年轻人，也不知道他的音乐承受度、思想进步性竟那么好。他一出现，很快把我的想法用音乐表达出来了。”
他说的是1997年美浓反水库运动形势危急的时候，他想用美学方法来挽救，结果遇到了林生祥。从那时开始，几乎林生祥所有的歌词，都是钟永丰写成。两人的合作一直是钟永丰先写词，林生祥再谱曲，一起担任“农工的麦克风”。每当有人问林生祥对社会运动的看法时，他总会说：“永丰才是社运的天才，能把所有资源统和起来，知道该用哪个人负责什么，我是他在音乐方面用的一个人。”
这一次的林生祥大陆演出，钟永丰没有出现。因为根据两岸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第九职等以上的公务员来大陆，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现任嘉义县文化局局长的钟永丰，算第十二职等，赶不及在演出前办完手续。“大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革命思想文化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当然想来大陆看看。”他在电话那头告诉记者。
“不去爬那个梯子了”
钟永丰的简历里几岁学会插秧囤肥、几岁学会拉车与他上大学、留美获得社会学硕士、组织社运、当文化局长并列。他从小就爱跟父亲下田，1964年出生的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严肃的祖父翻滚在新铺的客厅水泥地上，咧开牙齿剩一成的嘴巴，叹说好凉好平的快活景象”。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让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农的生产力，造就了台湾农村十几年的荣景。钟永丰的童年正赶上这繁荣的末梢。
但喜悦很快被偷走——“肥料换谷”、田赋、水租、“低粮价”等政策大量挤出农民的劳动成果，蒋经国提出“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南部农村的大量青壮劳动力快速涌入高雄市。离别从此占据了钟永丰少年记忆的很大部分。
到了读高中时候，钟永丰发现连下田的乐趣也即将被夺走。政府推行土地重划，以方便机械灌溉、耕种，原来的小河变成了人工构造，河边的树木被砍掉了，农地上行走的不再是农人，而是机械“怪兽”。他和几个同龄的伙伴想留下来种田，可是都被长辈推向都市。
当时钟永丰就跑去找土地重划负责人理论：“按道理，机械化之后成本应该降低，农民收益应该增多。但因为快速机械化，农民需要购买大量机械，要大笔投入，同时农产品价格又被政府压抑，留下来的农民生活更惨。”
去都市里读大学，钟永丰又发现“农民牺牲，工人也没有得利”。矛盾的心情被压抑在钟永丰心中，翻腾着想找一个出路。他知道他不会按照自己学的专业去做一个土木工程师。
大学即将毕业时，钟永丰的父亲过世了，死因是在撒农药的过程中自我防护不够而中毒。这样的死亡原因在农村里并不罕见。“上一辈付出那么大的苦心，让你离开，去往上爬，结果是让这个地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1990年时，我决定，不去爬那个梯子了，我要倒着走。”
正好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个研究员要在南部调研，需要懂客家话的研究助理，工资不多，合同也才一年，但是在客家乡村，这是一个体面的身份。钟永丰得了这个身份，回家了。
钟永丰跟随研究员做的关于台南农业的田野调查，出了一份学术报告，帮助了高雄县美浓镇地方志的编写，但是都不及一份“副产品”流传的广，就是钟永丰后来为林生祥写的那些歌词。
后来合同到期，钟永丰找了个中学代课老师的工作，业余仍然与他的妹妹、朋友一起继续着类似的访谈调研，走访台南高雄、屏东等县的各乡镇。他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讲话，喜欢了解不同身份、不同年纪的人面对某一社会情势的时候，各自会有怎样的思考方式，会用怎样的语言和表达节奏。
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钟永丰形成了他的辩证的“社会主义见解”：“台湾还有和台湾类似的资本主义的区域里面，如果没有和资本主义相对的主张的话，会是一种灾难性的状况。我的经历里，如果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完全以城市为主的话，农村会倒霉，如果完全以工业为主的话，农业会倒霉，如果完全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话，那大部分的人会倒霉。”
1999年，35岁的他作为社运分子被吸纳入政府，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秘书，也算遂了长辈的心愿，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他又相继担任过高雄县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和台南县政府新闻室主任及机要秘书。
同事问他：“你怎么还能写出那么些东西？”他答：“解闷。”记者问他：“同事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吗？”他答：“我把正业也做好了。”作为文化局局长，他上任就接到做跨年晚会的任务。“这种东西对穷地方是瞎快活，一下子把一年的经费在一个晚上就烧掉七八成。”钟永丰说服长官和相关部门，把经费分散到各个社区去做延续性比较强的工作。这项改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两个年头。
“我很可能就快江郎才尽了”
两人合作的第二第三张专辑都不像《我等就来唱山歌》那样具有时效性，而是在反刍他们的经历。《菊花夜行军》以外出打工的青年阿成返乡后的场景为线索，是1990年代开始陆续返乡的一代年轻人的心路：1990年底破灭的泡沫经济卷走了阿成的积蓄和信念，从制造业换到大卖场，到失业返乡。家人失望，邻里不解，WTO又为农业经济投下阴影。38岁的阿成打算最后一搏——种菊花。菊花要茎长才好卖，阿成就在晚上用灯照着菊花，让它一直长下去但是又不开花。看着盏盏灯光下的菊花田，阿成幻想自己是个司令官，日操夜练。只是市场之路层层盘剥，总司令一个失算，全军覆没。血本无归的阿成婚姻又成难题，乡邻间娶亲不得，只好下南洋迎娶外籍新娘。外籍新娘语言不通，还有一首专门为她们创作的《识字班之歌》——当时林生祥的女朋友正在组织识字班。
《临暗》则更往前追溯，唱的是阿成没返乡之前，在城市里的坎坷遭遇：工作辛苦、下班无助、居住环境恶劣，家庭也不安宁，“阿公他是硬颈的国民党/阿爸偏偏是死忠的民进党”。还有性苦闷，“想追个小姐/但是凭什么/不如店里租片/便宜又方便/三更半夜/日本美国/怎会如此漂亮/所想所愿/愈来愈贱”。而失业之后还有被逼成为黑社会的可能，“兄弟今夜我们是/我们是社会问题/若是逼得走投无路/说不定会搞一条头条新闻”。
“因为我从1999年之后就进了官场，跟社会的互动其实是和早期在运动圈中很不一样，即便我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访谈，但是对于现实感的掌握其实还是不如在运动场里面那样深刻，我很可能就快江郎才尽了。可是生祥的整个创作可能性还在往上成长，他的音乐还要继续往前走。”
在运动告一段落后，钟永丰仍坚持用客语写歌，没太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顺手，“闽南语写的没有那么好”。他不写他没有经历或者没有感受的故事，也越来越不指望用音乐去改变什么：“《临暗》以后我的野心、企图没有那么大了，只要让村里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听得高兴就行了。我们唱过野心很大的东西，很重要，但不能一辈子这样生活。一辈子的话，需要一般调性，甚至更低调性的东西。”
标题曲《种树》他只花了几十分钟就写出来，被他视为梳理自己灵魂的作品：“种树是解决不了农村的寂寞或者其他问题的，但是我们会用种树的行动来持续跟自己的生命状态对话。”
去年，当台湾金曲奖把“最佳作词人”颁给钟永丰时，他人在捷克出差，便请种有机米的农民曾启尚代他领奖，这又是一次小小的运动设计，这一次他直接把麦克风交给了农民自己。
对于钟永丰来说，社运就是他的生命状态。
（责任编辑 朱又可 实习生 陈倩儿 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