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大战钢铁铜
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参加者，不过，我没有金先生那么兴奋，更没有“特别兴奋”；而“大跃进”的结果，却什么奇迹都没有能创造出来，除了极度的饥饿和倒退之外。
责任编辑：刘小磊
最近读到金冲及先生谈百年中国复兴之路时，有一段话引出了我对“大跃进”的回忆。金说，“1958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教学科学部的副主任，接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那个时候，我们到上海郊区去看，当时特别兴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家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祖国有那么一种劲头，到处都是炼钢炉，半边天都染红了，当时我想，中国人要是表现出那么一种劲头的话，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27版）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参加者，不过，我没有金先生那么兴奋，更没有“特别兴奋”；而“大跃进”的结果，却什么奇迹都没有能创造出来，除了极度的饥饿和倒退之外。
大跃进开始后，1958年6月，我们云南大学文科的师生到昆明茨坝工地劳动。出发前学校做了动员，我们个个在会上表态，一定要以“大跃进”的姿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为什么个个都以同样的姿态，说同样的话？因为，“大跃进”运动正是在疾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交心运动之后发动的，不但师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乱说乱动，就是属于“人民”这个范畴的师生，也个个言语谨慎，生怕祸从口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众人的“反面教员”。据说这些反面教员之所以被划被整，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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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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