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20100111)

我们从不感到沮丧

2009年末特刊的标题,让人看了心头滚烫,执笔者说,推动者有力量。

本刊列举了多个公众早已熟悉的新闻人物,都有一个未为人们注意到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除了最终不得已的激烈和奋起之外,无论是事发之前还是事发之后,他们都尝试借助法律途径或社会公器,为自己或鸣冤诉屈,或伸张正义,勇敢捍卫自身权益,有良知,有进取性,锲而不舍,关键还在于有理性。一向被视为站在民众对立面的官员,也开始出现向公众利益移动的可喜迹象。至于“微传播”所带来的微动力,更被视为是社会持续变革的大力量。

每一个社会个体意识正在苏醒,按照公民读本去寻求程序性正义,理性的坚持从来没有像2009年那样的凸现。

下一个10年,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因为地平线上已出现公民社会理性的曙光。

杨锦麟(凤凰卫视)

南人伴我又一年

一年又走到了尾巴上。这本杂志伴我走过第5个年头,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写点什么,留作纪念吧。

先说说2009年我认为的好文章:《虹影 苦难的女儿》。我喜欢彭苏的语言,克制、简洁。不动声色中,把色彩斑驳的主角托出来。

印象最深的人物访谈,是孙红雷。完全颠覆了之前对他的硬汉印象,没想到这个糙爷们骨子里竟然是个知识分子,还说出了“我总结了下,成功的人都是不按常理出牌”之类颇有见地的话,让人大跌眼镜。

最喜欢的专题是百年家族,尤喜袁世凯和李鸿章。把目光投向那些烟云深处的人物,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和空间点上,当局者的种种处境和际遇,经由写作者的手,展现出一幅幅丰富、奇诡又深沉的画面。

杂志和人一样,讲究气场。有句话说得到位:杂志区分人群。喜欢一本杂志,就好比喜欢一个人,因为它的个性,它的品质,它的价值观。我对于人,有特别的兴趣,因为这,我们之间有共振,有共鸣。

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

那么,就让“南人”的那些好文章,成为我们的接头暗号吧。让我们继续神交,继续在每个星期四,在街角的某个报亭里,不见不散。

潘爷(北京)

为了自己的利益

作为番禺居民,我终于可以安心睡个懒觉了,因为那让人心神不宁的垃圾焚烧项目停建了。

诚如贵刊文章《番禺力量》所言,一开始我们将厦门当成榜样。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环保维权在厦门能够成功,在番禺也一定可以的。”厦门PX事件的意义超过了它本身,成为普通市民如何联合起来维护个人利益的范本。

但很快,我们便发展出“番禺经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公开的手段,给环评组写信、发邮件,在城管委的公开接访日上访,戴上防毒面罩、给车身贴上环保标语等,一切都为着一个目标——发出我们的声音,让公众知道,让政府知道。政府最后尊重民意,停建项目,实行全区大讨论。无疑是双赢。

之后的新闻让人欣慰。12月的城管委接访日,近百名花都区居民前往表达反对在花都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花都区的居民同样学会了如何发出声音,同样抱有信心:“番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停建,花都区的要不要停建?”

这就是“番禺经验”的价值。亚当·斯密认为:“我们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社会自动会进步。”在公共事件里,这个看法依然成立。

廖素珊(广州)

记者眼

在那冰冷的小村庄

12月15日是广州甲流患儿周鸿都的尸体在水沟里被发现的第7天。我来到周家所在的石马村采访。从天河区坐公车,经过了35个站,乘客一批批下车,黝黑的肤色渐趋统一,乡下的味道开始飘进车厢,终于到了这个看起来和广州没什么关系的地方。

按照头七的说法,死者的灵魂将在这天返家。在连续几天的灰霾之后,广州气温骤降,这个郊区小村庄的上空飞过一只大鸟,像突然打了个哆嗦,抖落了冷冷的冰雨。

一排排米黄色的出租楼齐整地立在连绵的雨幕中,崭新的,没有任何墙体外的装饰,其中的一栋成为最近几天的焦点。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铁门前,每天他都到这附近的房客家里收潲水。今天他在这栋楼前敲了很久的门,没人搭理。他和这附近几乎所有邻居一样,在几天之前,对这栋楼四楼的住户没有任何特殊印象,甚至完全没有记忆。

雨渐大,一阵恶臭在这条小街弥漫开来。臭味来自出租屋后面的一条水沟,在建工厂的大量泥沙让沟里的水成了泥浆。跨过这条水沟,后面是成片的工厂。据说,这附近开得最多的是手袋厂。这其中有两家是广西人周长军开的,3岁的周鸿都也许多次跨过这条臭水沟去找他爸爸。而7天之前,一名环卫工人在距此地十几公里的另一条臭水沟里发现了周鸿都被裹着的尸体,旁边的病历本显示,这是一名甲流患儿。

在两个小时的沿街采访中,4户人家分别来自广西、广东、河南、安徽,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谁都不知道谁,在电视报道周鸿都事件之前,谁都不认识来自广西贵港的周家。就像这个城市汹涌的人群里,谁对谁来说,都是陌生人。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陈小瑾

经纪人与媒体

约访娱乐、体育明星,甚至名噪一时的草根,本人是找不到的,只能通过他(她)的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对方一句“候着吧”,理由无非是:XXX最近很忙、最近他(她)不想说话……采访就只能无限期拖延。

有时事情又反过来,经纪人们又会主动找你:给你安排了专访,时间不多,10分钟,好多媒体排着呢。

在约访张琳的过程中,我就一直游离于上述两种状态之间。采访提纲递上去(我一直认为,如果真是“大家”,他无须看媒体的采访提纲也可以对答如流),经纪人表示:我先看看吧,说不定我都可以替他回答了,“你们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实在不行我来回答好了”。次日反馈:我还真没法代答。

之后,各类报纸、杂志印满了“张琳专访”。

还有就是记者成了明星的“经纪人”。约访郎平的过程中,我一直同国内某体育专业报纸的记者联系,因为,据说她“跟”了郎平好多年,关系很好。总以为同行间会相互帮忙,但每次电话,她总能替郎平找到各种理由推掉采访。

和明星接触多了,恍惚间自己也成了腕儿。这是某“跟队”记者的话。曾在采访丁俊晖的同时与他周边的人聊:你们与他朝夕相处,一定能写篇不错的特稿。对方回答:太熟!

太熟后就很难客观。所以我一直未见那位记者有写郎平的出色文字。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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