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2009年12月29日上午，我终于在北大第二教学楼讲完了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课。父亲病危，这些天一直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抢救。本打算一吃完中午饭，就去医院守护他。不料，中午饭没吃完，弟弟就从抢救室打来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让我赶快来。12点55分，就在我赶到医院之前5分钟，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匆忙，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噩耗传来，一时难以自持。昊天不弔，哲人其萎。伤痛之余，努力写一点文字，借以悼念父亲一生的名山事业。

父亲一生翻译、编辑过16种语言的书籍，投入最大的还是他主持翻译的美国传记作家桑德堡的《林肯传》（三联书店，1978）。许多书乃至大学教材所用林肯的《盖提斯堡演说》，译文皆引自这本书，他的译文几乎成了这篇划时代演说稿的标准汉译。美国总统奥巴马亦为林肯解放黑奴所感动，甚至把林肯当作他的精神支柱。奥巴马就任仪式的主题“自由的新生”，就语出《盖提斯堡演说》。这本书讲述林肯如何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文笔生动，内容感人至深，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多次再版，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最后发行了上百万册。由于该书译者用笔名“云京”而非林穗芳，无人知晓此书此文是他的杰作。

尽管小时候从未回过老家，但是从上小学起，每次填表都得写“祖籍”一栏，所以我很早就知道父亲是广东信宜人。别人都有爷爷、奶奶，我却没有。父亲九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在我出生前，奶奶也去世了。关于广东老家的陈年往事，父亲可能看我太小不懂事，从来不谈。

关于信宜林氏的详情，我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2000年在香港讲学时，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请吃饭，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广东信宜，靠近两广交界处。饶公是潮州人，年轻时编过地方志，熟知广东人文地理。他听罢拉住我的手说：你们信宜林家可是岭南望族，名满天下，人才辈出。饶公真是博学多闻，讲了许多坊间流传的信宜林氏的逸闻佚事。原来，我家在中国政坛上的人脉如此复杂。民国时期，既有国父孙中山的卫士林树巍、广东省宪兵司令林时清、广东省政府主席、民国政府审计部长林云陔，亦有汪伪政权宣传部长、安徽省长林柏生；新中国成立后，则有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励儒。

听父亲说，我家在官场上主要靠林云陔这棵大树。林云陔主政广东期间，爷爷一直给他当差，先后供职于林云陔兼任厅长的财政厅、建设厅。2000年回广州，父亲特地带我去越秀区市府合署大楼、北京路广州财政厅旧址看前辈工作过的地方。爷爷去世后，奶奶又帮林云陔代收乡下地租，然后把这些稻谷形式的地租换成现金，从信宜汇到广州或南京。林云陔为官清廉，孙中山誉之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他之所以能在民国官场“出污泥而不染”，靠的是祖业——信宜乡下地租。

我问过父亲：你们一个国民党官宦人家，解放前夕干嘛不去台湾？他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痛恨国民党腐败，怎么会跟他们走。1949年风云突变，解放军进广州时天降暴雨，人困马乏的解放军战士就冒雨睡在大街上，秋毫无犯。这是他们亲眼所见，孤儿寡母就没走。常言道：大难避乡，小难避城。奶奶就带全家离开广州，到信宜乡下避难。广州解放不久，父亲就在学校加入了共青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参军，奔赴前线。

正如崔健摇滚乐歌词所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善良、单纯的心灵世界，永远跟不上中国政治社会的无穷变幻。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不知“何枝可依”，生怕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犯错误。他年轻时就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几乎终生靠安眠药度过漫漫长夜。

新中国成立后，罗湖口岸并未封关，人们仍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父亲为了自谋学费，多次前往香港《华侨晚报》追讨他翻译的美国小说《唐人街》的稿费。他完全可以避难香港，但父亲是大孝子，不能丢下奶奶独自一人躲到海外。另一方面，他在广州遇见了伯乐——时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分局机关报的曾彦修先生。早在延安时期，曾老就做宣传工作，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大秀才，一生刚直不阿。1970年代末就是根据他出具的证明材料，“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案”才得以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