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直通车:昂贵的改革推动器

“港股直通车”不仅仅是给国人增加了一个投资渠道,也不仅仅是给日益增大的外汇找到了一个出路,而是给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以及两家交易所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

“港股直通车”不仅仅是给国人增加了一个投资渠道,也不仅仅是给日益增大的外汇找到了一个出路,而是给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以及两家交易所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

 

港交所人士早已频繁出现在内地,游说大陆股民投资港市。图为港交所交易大厅  Phototex/图

 


港股:“直通车”生了个“过山车”
    香港的股市最近坐了次过山车。上月,因受美国次级债引发的全球性股灾影响,港股连连走低,8月17日,恒生指数一度跌破20000点整数关,并下探19386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黑色星期五”。
    就在市场哀鸿遍野之际,“解放军”来了。8月20日,星期一,中国方面宣布内地公民将获准投资港股。其后,港股扶摇直上,连创历史新高,9月25日,恒指已经上摸26667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大涨了近四成。这一波“港股直通车行情”已经让港股的投资者总共获益超过5万亿港币。现在,港股总市值已超过19万亿,这个数字大致等于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市值之和。
    香港弹丸之地,其股票市场如此规模,乃是赖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按照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的介绍,内地企业已经占港股市值的55%,交易量的70%。
    如果“港股直通车”得以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场景:内地的企业绕了一个大圈子到香港上市,换回来一大堆外汇,这些外汇会变成央行的外汇储备,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流向市场;与此同时,内地的投资者把自己的人民币换成外汇,绕了一个大圈子,去香港买股票。
    不需要任何思考,一个直观判断是,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昂贵的“制度”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不该允许内地人投资港股吗?如一些人所强调的,“港股直通车”事涉资本项目放开,搞不好,要重蹈当年东南亚诸国之辙,弄出个金融危机什么的。
    或者干脆不让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扛回来一大堆外汇,这个够让央行头疼的。如果是国有企业呢,还有人会替你算账,你的发行价定低了多少多少。如果是在境内,反正是“楚弓楚得”,也没多大问题,到了境外,就免不了被骂得很难听。既然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还要让内地企业不断赴境外上市呢?
    限制这个,堵住那个,也许管得了一时,但终究不是个长远的法子。
    我们不妨问一问,那么多企业、那么多投资者愿意冒着如此多的麻烦和不方便,远赴境外,到底是为什么?
    在内地,我们的投资人要支付极为昂贵(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昂贵的话)的交易税和佣金,而得到的却是黑幕重重、投资者权益无法有效保障的服务。
    ——就在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抱怨,他持有少量的哈药集团,该公司竟然以208万元的价格,向大股东的关联企业出售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哈药四厂,对,就是那个请了个老外,到处大着舌头喊“一二三四、胃必治”的哈药四厂。“现在的200万,也就够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吧?”那位朋友说,“随便拉个大一点的散户,都能把它盘下来。”问题是,这样的事情竟然会不断出现,而且,在出现了此种怪事之后,投资人基本没什么办法。
    在内地,我们的企业想上市,要面临一个漫长的排队,甚至还会被“潜规则”一下,当然了,还会面临所有制的歧视。——几年前,曾有记者询问联想集团的一位高层,为什么联想要远赴香港而不是在内地上市呢?得到的是一个气鼓鼓的回答:你去问×××。这个×××是当年证监会的负责人。连联想都在内地股票市场上不了,遑论其他公司。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问题不是出在投资者身上,也不是出在上市公司身上,而是出在我们股票交易制度上。为了获得一个更为公正、更有效率的交易制度,国人愿意支付数以万亿元计的成本,考虑到整个中国人的存款也不过17万亿,数万亿的成本支出,实在不是个小数目。


制度的“达尔文式生存竞争”
    中国不是没有探究过使用更小的成本,以建立一个好的资本市场的途径。
    我们先是请了曾任过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当“首席顾问”,成本是年薪一元。(当然,这是应梁本人的要求,他只要个象征性的薪水。)
    后来,更是破了天荒,请港人史美伦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并开出了年薪500万的天价(当然,据说,史只是拿了这笔钱中相当于其他副部级官员的收入,并把剩余的钱用来设立培训基金,培训证监会官员以及财经记者。)
    这500万听起来是个大数目,但是,对于动辄以万亿元说话的股票市场来说,简直是毛毛雨。
    请海外人当顾问也好,请他们直接操刀任证监会高官也好,都不失是一个引进先进股票交易制度的好思路。他们的到来,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扳正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轨道。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就被广泛认为是史美伦的一个功绩。
    记得七八年前采访梁定邦时,他强调,要把股票市场做好,最关键的还是监管部门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比如,别老盯着指数高了低了,这个要交给市场自身;别自己去审哪个公司该上市,这个中介机构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相关的司法一定要有效率,哪个公司蒙投资者了,投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证监会,而是法院,法院会让受到损失的人得到合理的补偿,并让骗人者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观点在当时听起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的股票制度已经有一些改善,但还是问题重重。到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一个投资人利益无法得到充分有效保护的市场,还是一个资本配置低效率、高成本的市场;而另一方面,国人的投资意识喷薄而出,“负利率”更是火上浇油,最近更是以日均100亿元的水平涌入股票市场。企业方面,由于经济形势出乎意料地好,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膨胀。这些都在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大大落后于投资人的需求,也大大地落后于企业的需求。
    在这个时候,拥有先进制度的香港股票市场就显得弥足可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港股直通车”不仅仅是给国人增加了一个投资渠道,也不仅仅是给日益增大的外汇找到了一个出路,而是给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以及两家交易所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投资者也好,企业也好,他们的后备选择项都增加了。在投资人和上市公司“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制度优劣的比较也完成了,而但凡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一定要学习先进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的“达尔文式生存竞争”将淘汰落后的制度,而把最优秀的制度安排保留下来。


先进的“制度”挡了谁的路
    这里说的制度泛指社会资源的组织形式。打个比方,制度就像DNA,社会资源就像蛋白质。同样的蛋白质,在不同的DNA安排下,有的最后组合成了狮子,有的则最后组合成了羊。哪个组合是最好的组合呢?这个由“生存竞争”来回答。最后一定是优秀的DNA胜过了其他DNA而得以生存下来。
    制度有很多层次,宪法和法律是制度,“新教伦理”是制度,把餐厅弄得干干净净的、能在里面办生日派对(如麦当劳那样),这也是一种制度。事实上,我们以前的餐厅多不太干净,自从麦当劳等快餐引进了之后,本土的餐厅开始纷纷仿效。不光是餐厅,从银行到大卖场,从一个一个名叫“花园”的新式城市小区到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我们都在仿效先进的模式、先进的制度。
    经济发展中有种叫“后发优势”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后来者不必经过一个痛苦的制度摸索过程,而是可以径直地把最先进的制度拿过来用,所以其发展要比最先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得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先进的制度、优秀的制度并不是天然地会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总是有一些个人或者团体,基于自己的利益,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制度,而不是最为优秀的制度——那意味着对整个社会最为有利,但,并不一定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最为有利。
    而当这些个人或团体的力量足够大,掌握了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的“话语权”的时候,则先进的制度也会给落后的制度让路。即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非常清楚,到底该怎么走。
    我们还是回到中国的股票市场上,问题的盘根错节远非请个“首席顾问”、请个港人当副主席就能解决。
    如果自己慢慢地改还改不过来,那么引进新的选择机会,改变现有竞争格局,以此来增加改革的动力,这已经被以往的改革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而“港股直通车”将把我们引向这条道路,虽然那是一条异常昂贵的路,但是,我们也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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