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可以画在图中央了……

在爱情与谋杀的外壳下，《我的名字叫红》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反映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很罕有地在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即已引进翻译（译者沈志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然后，在该年10月帕慕克得奖后热卖。这部小说，通常认为，在爱情和谋杀的外壳之下，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东（土耳其）西（威尼斯）方两种观察世界之眼光的冲突，反映了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我国古代帝皇继位，有所谓“河图洛书”（简称 “图书”）的祥瑞。中亚文化里，苏丹继位，也要为自己编撰一本彪炳功绩的图书。《红》第10章“我是一棵树”里，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内讲故事的人，以画中树的口吻，说起从前有位苏丹下令编图书。主事者让鞑靼骑士将书拆开，去各地请大师画装帧。带着这幅画中树的骑士半路被杀，所以这棵树感到很寂寞，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应该贴哪一张书页，配哪一段文字，隶属于书中哪一个故事。这棵树感到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这一章很能说明当时奥斯曼宫廷画家的艺术眼光：按他们所奉行的波斯细密画派传统，画是修饰文字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书页中央，最吸引观者注意力之处，必须为文字。其实，基督教从前也是这样的。笔者在大英图书馆的珍本室里，见到《圣经》的早期手抄本，也是经文在书页中央，四边画上天使、信徒和飞鸟、花卉等。

有学者认为，15世纪荷兰画家凡·艾可的名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之所以如此逼真，是因为使用了光学装置，画家因此成为西方绘画史上的转折性人物　凡·艾可/图

但是，西方从14世纪到16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人性抬头，人体也抬头，人也可以画在图中央了。帕慕克把故事安排在16世纪末的1591年。《红》末的“大事纪&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