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一个食洋不化症的非典型病例

我尤其要提醒那些易于被民粹反智蛊惑的中国人，千万当心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煽动家和潜伏的僭主们！你们今天献上去的鲜花，明天将成为终结你们所向往的民主的毒药！明辨鲜花和毒药不可能靠什么“反智主义”，相反，只能靠学习中外历史、学习民主理论这一类高层次的智慧——总之一句话：靠拒绝“反智主义”！

    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几件大事之一。丹尼尔·贝尔预言“后工业社会”必定由具备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专业技术阶层居优势，理论知识则处于中心地位；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来学家关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断言，更是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而我们中国，现在竟然还会有人公开打出“反智主义”的旗号且大有市场，不能不令人深切忧虑！

“一人一票”是结局，还是起点？
    许多知识精英，包括西方人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历史，竟以为西方的种种好东西都是一下子从天而降，因此可以同样空降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蛮荒角落。比如“反智旗手”薛涌的神圣教义“一人一票”，那是天经地义、古来如此的吗？现在中国根本不是要不要一人一票的问题，恰恰是一人一票从何而来的问题！
    从何而来呢？很简单，从并非一人一票而来！不妨以英国为例：
    首先，除去克伦威尔的独裁之外，英国历史上就没有过真正的专制主义。凡是存在任何一种至上性的、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地方，便一定有专制，不管这权力是由一人、还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掌握。英国的君主一直想要有这种权力——这是掌权者的天性——却一直没能得到。
    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算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那么，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自由宪政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从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这一个半世纪是有自由、无民主；1832-1918年又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化即“一人一票”化。历史的真相和薛涌迷信式的教条恰好相反，宪政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未必是一回事，也根本不是从始至终相伴随；市场经济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更不是一回事，更不曾从始至终相伴随。更直白地说吧：没有拒绝实行“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宪政和市场经济在先，就不会有“一人一票”这回事！

是制度创设，还是制度运作？
    当今西方成熟稳定的“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中的政治运作规则确实是“一人一票”。就此现状而言，薛氏所言不差。但这是制度既定之后的制度运作，而这制度本身，却不是“一人一票”产生，恰好相反，那是国王、贵族、教士和城市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上层精英复杂博弈的结果，底层百姓是被排除在外的。你可以对此感觉不悦——我也是——但事实不会因你爱好或不爱好而改变。这种“精英主导”的性质正是英美现代化模式的特色；只有法俄模式，才有老百姓被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这回事，而这种制度创设期间被薛涌大吹特吹的“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参与，其结局一律都不甚美妙！对薛氏“反智主义”更致命的是，底层民众被高度动员的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却正是被少数“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进精英所煽动、组织和领导的！

此民粹非彼民粹
    薛氏反智主义最要害的是：食洋不化，把美国保守的右翼民粹，混同于中国自“五四”以来便大行其道的激进的极左民粹。这国际笑话可真是闹得太大了！
    对于太多的中国人而言，“美国”就是西方的代名词。但这是天大误会。美欧差别之大，足以使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显得像个十足的另类。不谈其他，这里只想强调一点：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左派，美国的左派都在大学里，在好莱坞。美国的民主党是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共和党是保守派，更右。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政治价值观也比欧洲更古老，以至于有学者定义美国宪法为“近代”宪法而欧洲各国是“现代”宪法，意思是，美国宪法中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不仅不包括左派色彩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当时的“人权”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黑人男子、妇女、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64、1920、1965、1971年才得到！这种否认“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大众视为理所当然，而“一人一票”规则却恰恰是薛涌所大力抨击的、继承“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怀抱的左派们，逆反智草根意愿而不懈奋斗得来的结果！ 正是这样一部保守宪法，养育了美国的草根大众，而猛批这部宪法的，却是那些左翼知识精英。这就是美国民众“反智”缘由所在——反对左派精英。麦肯锡时代的强烈反共主义，正是这种草根大众的精神代表。
    更不能忽视的是美国人的两大文化传统：英国清教和英国贵族约束王权的自由精神。美国人比欧洲人对宗教要虔诚得多，而清教是特别强调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就是说，是特别保守的。中国哪有这个东西？现代中国人的天国理想，是极左的、无神论的，跟美国人正好成为两极对立。中国的历史传统从来是尚智主义，恰好是反智主义的对立面，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反智主义压根就是激进精英的杰作，也跟美国成为两极对立！薛涌的知识体系实在是一塌糊涂。
    美国老百姓的自由精神，用一个事例可作最好的说明。一位中国留美学人和美国人谈起“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我们的同胞问这位美国主妇，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开枪打死他们!”这可不是什么愤激之词，千真万确，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这是当年英国贵族“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贵族精神普及于平民百姓之后，形成的美国民情——我的家宅，就是我的城堡！谁敢擅入，格杀勿论！这就是美国几乎人人有枪的草根传统！中国上哪找这样的“草根百姓”？天下竟然会有食洋不化到如此地步的人，全然无视中美民情和传统的天壤之别，跑到中国来大肆煽动恰好跟美国相反的另类“反智主义”！
    以上所说，仅仅是美国的一个侧面，但美国人还有另一面，受法国影响的、激进主义大众言词的一面。这主要是美国独立战争“反英联法”的影响。美国人的许多言词，听上去简直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一套，革命崇拜、反贵族、民粹民主、极端平等主义，等等，根本就是和英国人对着干。这层法国式的大屋顶，居然能牢牢安放在英国式的地基上，并不打架；更奇怪的是，美国人自己似乎并不觉得这两套玩意儿有什么矛盾冲突之处，于是向全世界到处推荐那套法国配方，还以为它能包治百病！不明美国就里的人，就此大上其当。

意见，还是真理？
    薛涌的名言之一如是说：“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此一“名言”根本就不能成立。
    首先，民主有“量”的一面——参与的广度、包容度之类，但还有“质”的一面，即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理性思考及自由平等言说的能力，既竞争又合作、既不惧怕对抗又能妥协退让的政治文化，既有坚持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自由，又有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共和美德，等等。没有民主的质，只有什么“一人一票”、“最广泛的参与”，再加上“反智主义”，不要“最专业的知识”，那会是什么东西？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以来，经过卢梭的误读、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这一脉激进、革命、反智、反精英的民粹民主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惨痛经验教训，真可谓刻骨铭心！在中国煽动反智主义，除了再来一次“文革”式的浩劫，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其次，英美渊源的“一人一票”是牢牢建立在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不是法国式的民粹民主。自由民主实际上是“最专业的知识”指导下的参与，是精英与民众的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而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两分法”——影响，眼中只见对立、对抗、相互藐视仇恨。
    第三，“一人一票”只关乎利益，不能涉及真理（知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希腊人就懂得区分“意见”（“私见”、“现象”）和“真理”（“知识”、“本质”）——“意见”是每个人对几乎每件事都会有的看法，而“真理”或“知识”必须是在理性思维、逻辑方法的指引下，经过系统性的艰苦探索，从纷纭多变的万千现象背后提炼出的事物的本质规律。“科学”便是由这一区分中产生。波普尔把“意见”归入“世界2”，称之为“主观知识”，“真理”则属于“世界3”，是“客观知识”。但仅有这个区分是不行的。法国启蒙学派把“真理”理解为纯属个人性的理性认知，似乎每个理性人都可自任审判官，用一套纯理性演绎得来的绝对理想为标准，审判世间的一切，于是，每个人便都成了上帝，把直到这个人间上帝出世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统统判定为“不合理”的垃圾，一笔抹黑。这套法国式的“理性”主义，究竟可算是“智”，还是根本就是一种魔障？当代的科学哲学早已作过很不错的回应：“真理”不是个人性的，那是够资格的内行专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自由平等的交流和辩论，不断建构、修正而得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极端崇尚平等的美国民主之所以不至于步上向下看齐的民粹式劣质民主的歧途，关键就是两条：传统（“风俗民情”）和教育；“传统”已如上述，而“教育”无非就是“真理”在广大民众间的传播和普及而已。
    “真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知识层次，就是哲学和宗教（或其他信仰）。哲学和宗教性的知识之主要功用，是为“真理”奠定价值观的基础，以免真理走向歧途，被人滥用。这两个层次之间，以及哲学和宗教之间、意见和真理之间，是经常存在矛盾冲突的，但决非不可相容合作。如何协调这些关系，正是一个“最健康的制度”最主要的关怀——请注意，是“协调”即“调和使之和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如薛氏之所为。
    很显然，“一人一票”式的“最广泛的参与”，决不是用来生产“真理”的机制，相反，如果“真理”和“知识”要用这套机制来生产，真理和知识都将荡然无存，“文革”及其内在相联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告知了我们这一生死攸关的信息。这套机制的用处是：处理每个人的主观利益、偏好、情感等等纯“私域”事务之间的冲突，使之与公共利益及公民美德尽可能保持协调。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一人一票”甚至都不能保证私性偏好与公共利益（“最健康的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要想比较好地达成这一协调关系，关键之一就是精英和民众之间良好的沟通、合作与相互信任。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democracy）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新成果。这个英文词翻译成“协商”民主很不达意，实际上，它是经过不同观点之间充分的、审慎的、理性的、自由平等的、绅士风度的讨论，辩论和反复思考之后，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决策的意思。它正好是简单粗鲁的“一人一票”表决的反面！

为什么说是“非典型病例”？
    最后，我们稍微涉足一下政治心理学领域，就此远离薛涌弄出的这一团“理论”迷雾，这片怪兽出没的原始蛮荒之地，这支连瞄准具都没有的，粗制滥造、滥伤无辜的“反智主义”破枪。
    典型的“食洋不化”症，大体上说，是种知识分子病。非典型性“食洋不化”则不仅仅包括这些认知方面的病状，还夹杂其他动机，比如投机和表演——一种投机政客当中的流行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本文无法深入探讨，有志者不妨读一读韦伯的著名讲演《以政治为志业》。简而言之，投机政客心中没有原则和理想，没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唯有自我私利，看哪边势力大利益多，就往哪边靠，怎么干得到的掌声鲜花（互联网时代则首先是点击率）多，就怎么干。薛文一上场，就洋洋自得于“迄今已获得了1300多万的访问量”，从中不难窥见“反智主义”的商业奥秘！我想善意提醒薛氏：人类社会之所以得以存续至今，实因为冥冥之中有种“公道人心”充当着最高裁决者，近代西方人称之为“自然法”、“法律的正义之源”，宗教信众称之为“神之律法”、“佛之慈悲”，古代中国人称之为“道”和“天”，等等。以此之故，投机政客的小伎俩便只能得逞于一时，到头来十之八九都不得善终——近例可见台湾的陈水扁，古代则有希腊城邦的所谓“民主与僭政的阴郁交替”：僭主（非法僭取政权的独裁者）利用幼年期民主的漏洞，以仇富、反精英的民粹手法蛊惑、煽动底层民众拥戴他上台，一旦政权在手，他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主的终结者。这些僭主的下场通常都不太美妙，真正“撞南墙”撞到头破血流的正是这类人，而不是具有“社会良心怀抱”的知识分子！
    我尤其要提醒那些易于被民粹反智蛊惑的中国人，千万当心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煽动家和潜伏的僭主们！你们今天献上去的鲜花，明天将成为终结你们所向往的民主的毒药！明辨鲜花和毒药不可能靠什么“反智主义”，相反，只能靠学习中外历史、学习民主理论这一类高层次的智慧——总之一句话：靠拒绝“反智主义”！

（责任编辑 陈敏 实习生 吴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