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4.14-4.21)

评审:刘洪波 刘小彪 钱克锦


No.1“抓坏人”与合作秩序的扩展
《财经》,4月28日,作者:汪丁丁

    【推荐理由】很多政治行动、政治口号,在“学理”的显微镜下被一层层剥去伪装,往往会令人感到滑稽。不过,现实却往往是残酷的,它经常是在你冲动之后,才毫不留情面地揭开你的疮疤。你是想在“痛感”的麻醉下继续勇往直前,抑或准备有所思呢?


No.2西方民族主义视野中的西藏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28日,作者:吴铭、汪晖
    西藏“3·14事件”随后的风波,既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复兴进程的一种政治反应,同时也显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之外,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独立是基于其民族主义的知识。民族主义源头之一是17世纪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相对单一民族的君主国。基于这样的历史,西方民族主义知识主要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不要和其他有独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
    而在看待非西方文明时,他们习惯于按照自身的逻辑重构其他文明的形象。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拥有独特文明的族群不可能与其他文明的族群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无法理解亚洲地区复杂的族群关系,也无法理解完全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内外关系。这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和西藏应该分为不同国家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支持“藏独”的西方人当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在道义上同情弱小民族、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但由于缺少对中国的历史关系和传统的具体深入的理解,像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不同于多元民族国家模型的独特制度,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将以往帝国的地域、人口、文化和政治统一保留下来的主权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一直是难以理解的“例外”。整个西方受自己的种族主义知识和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不太能理解中国曾经有过的非常独特的民族关系传统,也不太能理解由于这种关系而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大藏区”方案,沿用的正是这种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逻辑。西方的这一逻辑,更可能激化民族冲突和民族主义。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义则在于,它事实上避免了西方民族主义知识和种族主义知识引向暴力的重大弊病,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制度可能,意味着人类完全能够拥有一种多民族多文明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西藏事件以及这一中西文化差异的显现,提供了一个反思目前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契机。
    【推荐理由】这是西藏事件发生后,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比较少见地试图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入手,来理解这次中西碰撞的文章。人类不是靠情绪生存的一种动物,“激愤”之后,总是需要冷静,需要深入思考一些问题的,而本文则提供了一个比较恰当、深入的思考方向。其实,当你愿意倾听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理性、思辨的言语胜过了无数口号,更胜过向对方挥舞拳头。至少,它不会让你自己烧昏了头。


No.3女首富张茵公司“并非血汗工厂”结论由谁下?
红网,4月28日,作者:董宏达
    同样是调查,香港大学生与广东省总工会等多部门调查的结果出入之大,令人愕然。但只看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显然广东省总工会等多部门不如香港大学生。而且,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及初步结论有诸多让人看不懂:
    第一,工会本应站在劳方一边与资方博弈,替职工说话。但从“初步结论”来看,参与调查的各级工会认为职工待遇不错,提出的证据只是在工厂食堂吃了饭,觉得不错,诸如此类。难道职工待遇就是吃和住?
    第二,香港学生公布的报告称,玖龙纸业存在工伤及死亡事故频仍、工厂借工伤事故向无辜工人罚款敛财、经常无理巨额罚款工人、涉嫌长期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规等问题。而初步结论中,也只是资方在喊冤,但资方的辩解也只是“一方证言”,而非事实。
    第三,参与“血汗工厂”调查的部门不可谓不多,表明有关方面不可谓不重视,但至今未公布详细的调查报告,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推荐理由】省总工会的调查人员有备而去地吃一顿饭,听取资方人员的解释和表达信心,就得出了并非“血汗工厂”的“初步”结论。这大略就是目前调查给予社会的初步印象。迄今,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调查”,看到的只是“领导视察”,我们的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的表现,除了兴师动众声势浩大之外,无论是在专业表现还是热心上都远远不如香港学生。另外必须承认,香港学生调查所据的劳工标准远远高于内地,“血汗工厂”的结论应与此不无关系,或许是玖龙比大多数企业做得都好,才让调查人员如此轻松。但由此我们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依照香港学生们的标准,内地究竟有几家企业能摆脱得了“血汗工厂”之名?


No.4183市想建国际大都市,很傻很天真!
新华网,4月25日,作者:何勇海
    据媒体报道,中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竟有183个想建“国际大都市”,为何有这么多城市的管理者不着调?
    原因恐怕就在于“国际大都市”在国内更多的只是个概念,并无具体标准可以操作和衡量,而且其建设过程,似乎永远处于“正在进行时”,无法检验得失成败。他们以为“城市大一些,马路宽一些,楼房高一些,广场靓一些,车辆多一些,人口密一些”,便是“国际大都市”了,实质上“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只不过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这块“遮羞布”遮挡的还有以地生财的图谋。一些城市政府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土地出让。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幌子下,一些城市纷纷寅吃卯粮,大搞“圈地运动”,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大刀阔斧地圈地、拆迁、卖地,将城市面积做大,增加土地供给,才能增加城市财源。个别部门和官员更是乘机中饱私囊。
    最大程度地增加地方百姓的福祉,才是城市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一座宜居、安居、乐居的城市,对百姓来讲,恐怕要比戴顶“国际大都市”的帽子实惠得多。
    【推荐理由】“183个国际大都市”,这或许是中国城市管理者们集体给世界讲述的一个最大的笑话。别说他们很傻很天真,其实他们精得很!


(责任编辑 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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