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 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但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姓,被译作国人熟知的剽悍武将,但有人说,按照法语发音应该翻成“里布”。仔细想想,“里布”+“吕布”,恰恰诠释了这位法国摄影大师羞涩却充满自由精神的个性。

3月初,87岁的马克携妻同行,现身上海美术馆,脖子上挂着的,依旧是一架M6莱卡。他坚持抓拍、只用现场光,无数次,这个小相机轻柔的快门,助他走进被摄对象的世界,铸就“跨越东西文化的传奇”。

“如果我们要抓住某个瞬间,我们说‘拍张照片’,但其实应该说‘照片抓住了我们’,是图像触发了这种诱惑,刺激我们来抓住这一瞬间,这很有趣。”

马克·吕布的女儿克莱芒斯 (九久读书人/图)

Marc Riboud (黄欢/图)

马克将此次摄影回顾展命名为《直觉的瞬息》。亮相的118组照片时间跨度50年,由马克和助手从35万张小样中精心挑选而出。老人微笑道:“我靠这些档案出了很多书,现在靠它们谋生。”

“洋眼看中国”的摄影师,马克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著名的一个。这个“拿小相机的小老头”,上世纪50年代至今20多次来访中国,拍下大量经典照片,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他曾出版过《黄山》、《中国印象》、《中国:旅行瞬间》等摄影集,1966年《中国的三面红旗》在纽约获海外新闻俱乐部奖。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元老之一,马克在全球的跑动半径大得惊人。他主要将镜头对准亚洲、非洲和美国,是越南战争爆发后惟一获准入境的西方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

3月3日傍晚,马克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他常强调自己害羞,事实并非如此,回答了一阵提问,他就对记者说,“来,说说你吧?”聊着聊着,转向边上的摄影记者:“现在太多学校,我不知道他们会教些什么,你在学校学到东西了吗?”谈到女人,他脸上光芒四射:“看到美丽的脸孔、一个美女,我们一定要把她拍下来;如果有可能,我们会想拥抱她,这也许不够体面,但为她拍张照片当然可以。”千万别问他,你这么大年纪还拍照吗?他可能立马就怒了——“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大摄影师不谈自己的杰作

马克1923年6月生于里昂,是家中第5个孩子。“在家里,我哥哥姐姐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只在一边悄悄听、默默看。或许是这个原因,我的双眼逐渐学会自己找乐子,形成了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

五六岁时,小马克午后常独自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线从窗帘缝隙滤进的阳光。“每次一有人从窗帘后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扫向同脚步声相反的方向。这太奇怪了!”若干年后,一节光学课让他明白,当初房顶上的人影原来是个倒像,窗帘缝隙充当了镜片,小马克的屋子在那一刻竟成了一个相机暗箱!“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时常用孩子的眼光观看这个世界,发现那些只有孩子才能发现的奇形怪景,对一个人多么重要!”

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羞怯、怕见生人。第一次给人照相,正是这种状态。“那年我8岁,一个人在路边骑车,一对摩托男女停下来,招呼我过去给他们照相。他们摆好姿势,亲热地搂着,我都不敢看他们,胡乱按了快门,递上相机,一句话也不说骑上车掉头就跑。当然,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那张‘生平第一照’了。”

中学毕业后,几何成绩不错的马克进入一所工科学院,接着找了份玻璃厂绘图室的工作。1952年,趁着一周假期,他跑去为戏剧节拍照,结果再也没回工厂。

一年后,他挎着莱卡相机前往巴黎,在那儿遇到卡蒂埃·布列松,学会使用一种传统镜像取景器——特别之处是,透过它看到的图景是颠倒的。

带着这个新家伙,马克在相机里塞了卷底片,登上埃菲尔铁塔。“铁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赖在盘旋而上的窄小楼梯上,那里有帮握着刷子的油漆工,实际上,他们更像杂技演员。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那一刻,这个神通广大的取景器本应帮我判断构图平衡,结果差点让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后来,我把小样给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张。”

没多久,照片被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凭着这张门票,马克进了玛格南图片社。

“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后,布列松成为比我亲兄弟更亲的人。布列松90大寿时,一个编辑要我写点东西,电话里问:布列松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师?我写的文章开头就说:不,布列松想要的,是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朋友!”

在玛格南大家庭,马克收获了很多建议:怎样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从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换护照、背着铺盖卷穿越印度时怎样预防在尼泊尔公车上遭抢、怎么对印尼人的礼物表示答谢、怎么在雅典找到正宗好饭馆……此外,无数联系方式为他打开各洲各国各城市的大门。

“惟有怎么照相,几乎没任何建议。在玛格南最初几年,我几乎从没听人谈起照相。每次从一段长途旅行归来,这些最伟大的摄影师们根本不谈自己的‘杰作’,只对刚刚造访的国家津津乐道。”

正如从前加入地下抵抗组织、放弃原先职业一样,马克加入玛格南后,首要想法就是离开巴黎,到东方待上几年。

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结

“Can you speak Chinese?”(您会说中文吗?)

“Mei You, Mei You.”(没有,没有。)

不会说中文的马克,看过黄浦江上的昔日风帆、登过8次黄山、对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

上世纪50年代,马克用了6个月,从巴黎一直开车到加尔各答。待在印度期间,他认识了周总理身边的人,通过这层关系来到中国。“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许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国。作为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我在中国工作过4个月。上海某部门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兴趣,希望能参观工厂。他们很不理解,为此,我还罢工了两天。”

1957年去延安时,马克拍下一张毛泽东睡过的床。普通的物件,经由他特殊的用光和构图,升起一股宗教感,“毛泽东说,蚊帐是他在延安时期拥有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拍下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课堂,“毛泽东严禁所有裸体模特,他们被认为是颓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写照,当年只留下这个课堂还有裸体模特。”

同年,他还记录了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背后是胡志明与毛泽东的海报;上海码头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与招贴画上毛主席领导下向左前进的工农业相反。

进入1990年代,马克多次回到中国。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的照片;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中国的“年轻”摄影家们习惯昵称他“老马克”。1990年代,他与肖全、吴家林、杨延康等人成为忘年挚友,其中,来自云南的吴家林更是借由马克的推荐登上国际摄影舞台。马克说,中国摄影师应该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受一些西方蹩脚摄影师的影响,要用镜头把中国传统的美与真实传递给世界。

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浓重当代意味的彩色照片,表达了他对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所抱有的深情。解说词是这样写的:黄山虽叫“黄”山,但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是蓝色的(1985年安徽)。紫禁城的墙上满是传统的中国红,这是喜庆、富足与幸福的象征(2005年北京)。“没见过的上海”系列中,2005年摄下的里弄生活,虚晃的画面和看似不确定的构图,决然打破了他过去的专属风格。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当我到东方时,我发现东方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行为和文化都截然不同。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麦当劳和所有西洋的东西,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在战乱中心按下快门

“我的另一个相机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纪录短片《年度瞬间》片头,2003年伦敦反伊战游行,马克将相机举过头顶,对准汹涌人潮。他的身后,正是其1967年拍摄的反越战名作。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

20多年后,马克又见到了照片中的女孩Jan Rose Kasmir,2006年两人通了电话,“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为全世界和平而战。我说,如果做这个工作,就不会失业了。”策展人尚陆补充道:“其实马克自己都忘了,他最后拍了两张。全世界都只发表了一张黑白的,非常有名,美国人当时叫做《Flower Power》(花的力量)。最近他还找出一张彩色的,去年巴黎回顾展时,终于调出来了。”

短片中,马克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树下,回忆“9·11”。他痛心地闭起双眼:“周二早上9点多,来了个电话。Lida Asher跟我说‘快开电视!’我找到遥控器后,以为要找个新闻频道,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飞机。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员也怀疑第二架飞机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问自己。我拿出身边的相机对着屏幕拍摄,接着,我跑到时代广场,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车,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贸中心的联合广场,警察封锁了街道。我们能够看到浓烟滚滚。联合广场挤满了年轻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个人边兜圈子边叫:‘一无所有……无中生无。’”

1955年,巴基斯坦边境,部族武器车间里持枪的小男孩,“等这个小伙子长大后,他会拿起枪作战吗?他参加的又会是哪场战争?”;1960年,加纳北部,一个与现代世界隔绝的村庄里,“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首位西方人的到来”;1969年,越南河内,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在北越Phat Diem大教堂祷告;1971年,印度加尔各答难民营里的年轻母亲;1979年伊朗德黑兰的蒙面者,“是一位试图躲避旁人注视的高雅妇女”……

“新闻摄影师嘴上挂着自己那套行话,讲的也是只有他们业内人士才懂的笑话,我总觉得融不进他们那个小圈子——直到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那次,我一刹那间切身体会到他们那种记录新闻事件的迫切欲望,人们为了占领‘拍摄最佳点’疯狂地你推我搡……卡帕总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可现在呢……我们没法再做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剧烈动荡的一部分……身体的直接冲突和让人震动的画面完全驾驭了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和整个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绪不止一次被这样调动起来: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国王的加冕礼、1968年5月的巴黎,还有在德黑兰……”

我家有一条美人鱼

“这是我女儿,像条美人鱼。”

说这话时,马克的脸上漾起奕奕神采。

相片里的女孩,趴在水池边,贴着几缕湿发,玲珑可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又辛苦。

1981年10月4日,58岁的马克与现任太太卡特琳娜·谢纳(Catherine Chaine)诞下女儿克莱芒斯。不幸的是,新生命被诊断出先天智障。

当年,卡特琳娜35岁,克莱芒斯是她第一个宝宝,医生的诊断仿佛宣判了死刑:“那个萦绕在我们梦想中的小女孩死了,对我而言更糟糕的是,一个我完全不想要的婴儿代替了她的位置,她蜕变成一个令我脑海翻腾的词:‘先天智障’。”

起初,卡特琳娜充满怨气,根本不愿面对小克莱芒斯。“然而马克的目光在那儿,满怀着爱与盈盈不落的泪珠”,他以悉心的关爱撑起整个家,“为了和我在一起,马克凌晨3点就从我们在都兰的家园赶来了,第二天他还有拍摄任务。”

为了消解妻子的痛苦,马克带着她重回当年去过的吴哥。“马克凭着直觉决定带我同行,尽管当时柬埔寨时局动荡,战争涂炭生灵,还差点升级为种族屠杀。……我们首先动身去了河内,那里的一切都让马克回忆起越战时他做过的报道,范文同和胡志明先后接见过他,以及他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数次旅行。悲伤依旧挥之不去,好像油画的底色隐隐绰绰始终在那里……但是听他讲故事,仰慕他话里话外流露出的清醒与勇气,还是很幸福的,他无论讲述什么都洋溢着幽默与谦恭的气息……极尽谈古论今之能事,来分散我的心思。”

“看到吴哥窟那些庙宇与雕塑虽历经战火,却几乎完好无损,他高兴极了。……为了拍摄双乳浑圆、丽质动人的飞天造像,马克像山羊似的爬上崩塌的土块和庙宇的矮墙,时不时在取景器窗口前眯缝起眼睛。他滑下来的时候,我从半空中一把抓住了他的裤腰。那些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在马克的陪伴下,卡特琳娜对女儿慢慢流露出怜惜之情,学会以爱接受残酷的现实。发现小克莱芒斯喜欢在水里扎猛子,马克甚至为她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游泳池。克莱芒斯极佳的水性让她有了一片新天地,也有了更多小伙伴。

在马克温情脉脉的家庭胶片里,克莱芒斯的脸蛋清晰细腻,像一尊牙雕的小菩萨,那么健康、饱满、美丽;母女相处的欢悦时光,更是令人动容。

克莱芒斯22岁时,卡特琳娜写下《有我,你别怕》一书,如实记录智障女儿别样的成长,以及为人母的心境变化:“你的出生是一道伤,而我们俩终于成功地筑起了一道爱之墙,来抵御最初的惊惧。”书本扉页的题字,平淡而温暖:献给陪伴我度过生命中每一秒的马克。

《年度瞬间》中有段迷人的影像:高瘦的马克,裹着红围巾、戴着黄绿条纹的绒线帽,走在自家花园里,冬日暖阳下,喃喃自语道——“我喜欢站在这里,当酸橙树的阴影成直角延伸到这里,这就像身体的动脉和静脉……小孩出生时,我们说他见到光了……如果没有光,就没有植物,没有花,世界不复存在,也不会有摄影;摄影——就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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