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征途:慕尼黑传奇】目击黑色九月

借助慕尼黑奥运会重塑德国民主国家形象的代价是惨重的。在恐怖袭击事件亲历者阿基·多尔比的记忆中,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警察不出现在奥运会场,只有2000名徒手的安全官带着特殊设计的装备履行职务


 


2005年,阿基·多尔比的著作《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 1896-2004》

被国际奥林匹克协会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奥林匹克书籍。 本报资料图片

 

 


上图为试图解救人质的警察。恐怖分子(下图)则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一切,导致行动终止 HultonArchive/图


    挪威,利勒哈默尔,1994年冬奥会举办地。身材魁梧的利勒哈默尔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阿基·多尔比充满自豪:“利勒哈默尔居民只有25000人,然而冬奥会引来210万观众,利勒哈默尔被五彩缤纷的人海淹没了。”
    “然而奥运历史并不总是欢乐的,它们也有悲伤的时刻。”他说。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作为挪威最大的报纸《世界之路报》的记者,阿基·多尔比就在现场亲历了那个恐怖而悲伤的时刻。


“他们乘着夜色而来”
    “这座寂静的城市笼罩着法西斯纳粹主义的阴影。”俄罗斯奥运史学家瓦·利·斯泰因巴赫如此描述1972年的慕尼黑。慕尼黑是希特勒起家之地,慕尼黑为此背上了黑锅,他们也努力借助奥运会摆脱这口黑锅。
    9月5日早晨,天气晴朗,然而,恐怖分子窜入奥林匹克村。“8名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夜里开始的,他们是‘黑色九月’——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乘着夜色而来,奥运场周围没有任何守卫,运动场馆也没有。”阿基·多尔比说。他面对的是博物馆一张放大的慕尼黑奥运会现场的老照片,照片的画面是躲在一幢高楼阳台上手持冲锋枪头戴羊毛头巾的恐怖分子。
    阿基·多尔比是跟随挪威国家队到达慕尼黑采访的。他曾是1962年挪威速滑冠军和3000米速滑世界纪录保持者。在阿基·多尔比的记忆中,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包括警察不在奥运会场出现,当时在奥运会场只有2000个徒手的安全官带着特殊设计的装备履行职务。有节制地放松安检是为了重塑战后德国民主国家的新形象,然而1972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历史纷争也到了一个严峻的时刻。
    在博物馆暗黑的放映厅,阿基·多尔比放映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实况。“9月5日凌晨4点42分。极端分子爬过奥林匹克体育场的防护网,他们混进了一群美国运动员之中。那些美国运动员是偷跑出去玩的,都喝醉了。有趣的是极端分子帮助喝醉了的美国队员爬过防护网,并把其中一位运动员带回村里。那位队员感谢并和极端分子道了别。”
    在突袭奥运村的前些天,极端分子的头目潜入并研究了奥运村的情况,他们在行动时直逼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奥运村31号楼。
    “当时以色列人住在五个单元里,一单元住的是摔跤教练摩西·威恩博格,极端分子进到第一单元。他们破门而入时摔跤教练想阻止他们,但被极端分子开枪击伤。”
    极端分子来到第一间房,他们没有意识到身后有以色列人。一个极端分子被击倒并被缴械。另一个极端分子杀了那个以色列人。恐怖分子命令摔跤教练威恩博格——他已经严重受伤——告诉他们其余的以色列人在哪,在威逼下威恩博格引导他们往二单元走,那里住着田径运动员。三单元住着举重选手和摔跤选手。“我从床上起来走到外面,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恐怖分子面前,他戴着羊毛制成的头巾,穿着黄色的运动衫。恐怖分子正准备躲到盖德·扎巴里的房中。”幸存的以色列运动员在影片中追忆着那个恐怖到来的时刻。
    举重运动员大卫·博格建议队友们反击极端分子,有枪手看懂了他的意图,把枪刺扎进了扎巴里腰部,命令他朝出口走,回到第一单元。“那是我第一次遭遇战事,我的朋友们都低着头,站在我的后面,当我突然看见他们时有一点茫然。另一个极端分子突然撞到了我,他命令我待在那个方向,我把卡拉希尼柯夫推开跑了,极端分子在我身后开了两三枪,但我没去想枪声,只是跑,跑了大约70米,跳过奥运村墙,进到我看见的第一个建筑。”在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枪口下逃生的盖德·扎巴里回忆道。
    因为盖德·扎巴里跑走,已经受伤的摩西·威恩博格扑向那些极端分子,但他被开枪打死。


“他的身体被击穿了”
    “他们杀了两个以色列人,俘虏了9名作为人质。武装极端分子有三个条件:1.他们要求释放200名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2.他们要有架飞机,从德国出发飞往第三国;3.他们需要在埃及着陆的许可。”阿基·多尔比追忆道。
    阿基·多尔比是早上得到消息的,他所在的新闻中心离恐怖现场很近,大约七十来米。等他闻讯赶到现场时,警察已经开始疏散人群,把现场的人全部赶走。“人们都很惊慌。在当时,这件事对奥运会的声誉损害极大。”阿基·多尔比说。
    一个小时后威恩博格被搬进了救护车,他的身体已经被子弹击穿。
    9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联邦政府与恐怖分子的谈判紧张地进行。奥林匹克村防护墙外聚集了大批人群,他们能够看见极端分子头戴面具,手持冲锋枪,在以色列代表团住所的阳台上急躁不安地走动,随时有可能向人群射击。
    那些人质肯定是被绑起来的,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有人看到关着人质的那套房子的窗子是开着的,有人站在窗子的前面,他被人询问:“那儿的每个人是否都好,人质的情况怎么样?”那个人回答:“除了一个人以外每个人都好。”他被追问:“那个人是谁,他怎么了?”很快那个人被阻止讲话,巴勒斯坦人用步枪撞着他的头,他被拉走了,房间拉上了窗帘。
    这是一场现场直播的恐怖袭击。
    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焦点集中到奥运村的恐怖袭击上。13时50分,由于国际压力,奥委会最终屈服,他们推迟与恐怖袭击同时开始的奥运会比赛。“奥运会一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很多政治组织会利用奥运会进行宣传,只要作一点小动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阿基·多尔比说。


“现场直播恐怖的一切”
    当年参与谈判的特工人员回忆他们进入关押人质的房间里所见到的景象。“我得说,那是可怕的一个景象:一个人绑在椅子上,其他人绑在两边,还有一个被杀了。正躺在那儿,墙上沾满了血。我绝不会忘记这些面孔,他们充满恐怖和希望。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人质们情绪非常低落,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拯救他们生命的方案,但不抱太大希望。”
    奥运村外到处都是人,估计有75000人到80000人聚在一起,他们等待人质危机的处理结果。
    一个由38人组成的以色列的突击队赶来,但因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德国不容许他们参加救援。
    一家公司的摄影机正对着那幢发生劫持事件的大楼,他们正现场直播屋顶发生的一切。前往营救人质的德国突击队的行动也被直播出去。
    恐怖分子也在屏幕上看到了突击队的准备工作。极端分子威胁说:如果他们被攻击的话,他们就自杀。
    极端分子在晚间提出条件,要求得到一架直升飞机,他们企图劫持人质飞往第三国。
    15个小时以后,劫持者的要求获得准许。“他们要的直升机到了,但他们突然决定不步行到达直升机,改乘坐一辆小巴士走,他们用劫持的人质作盾牌。他们要的直升飞机已经等在那里。直升机和机场的上方都埋伏了警察,狙击手也在待命,他们锁定目标随时准备开火。”阿基·多尔比说。
    人质被绑着从巴士上了直升机,极端分子端着枪站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是主宰整个世界的英雄,恐怖分子挟持人质,乘直升机飞往机场,准备转乘大客机,飞往第三国。“他们一落地,德国特种部队的一名狙击手没有等到命令就直接射击了。恐怖分子意识到形势危急,就把以色列人质全部杀光,并引爆手榴弹炸毁了直升机。在那次灾难中,有17个人丧生,包括受害者、恐怖分子和警察。”阿基·多尔比说。
    在这次恐怖事件中,有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遇害。
    奥运会还没结束,以色列队幸存的队员带着他们遇难同胞的遗体飞回家乡。
    5名恐怖分子的遗体被移交到利比亚,他们得到了英雄般的安葬。
    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奥运中断了34个小时。6日上午,奥运会继续进行。主办方在本届奥运会主体育场举行了追悼会,悼念死去的以色列人。德国总理勃兰特表情肃穆出席悼念仪式。圣火在体育场燃烧,八万观众默哀三分钟。
    1972年的慕尼黑,恐惧和忧伤伴随着人们直到奥运会结束。“事情还没有完结。以色列人要报复。1973年他们通过一个情报机构知道有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潜逃到奥斯陆,以色列人藏在一辆巴士上,把一个刚从车上下来的人开枪射杀。结果是错杀,那个人是无辜的。”阿基·多尔比说。

    (翻译朱力安)

 

(责任编辑 孟汤 实习生 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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