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重识“五四”

原创 2010-04-28

近来有些人反思，“五四”反传统是不是过了头？有些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就错了。在我看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没错。

秦蓓蓓

责任编辑：刘小磊

很快又到“五四”了。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你的新著《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广西师大即出）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可否请您谈谈“五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张鸣：谈“五四”，有两个层面，一是新文化运动；一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发生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在此之后又得到进一步推进。忽略了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仅从文化方面来论说，肯定是有欠缺的。“五四”学生运动从思想和文化方面讲，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确是和传统相背离的，它是一种思想和伦理的改造。中国近代的变革之路，就是按照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文化这个模式往下走的。

近来有些人反思，“五四”反传统是不是过了头？有些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就错了。在我看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没错。中国走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不仅需要继承，也需要反思，甚至是革命性的反思，尽管这个过程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不能抹杀其必要性。

我们的问题是每一个阶段的变革都不够彻底。你比如说在器物层面，经济上的变革就很不彻底。洋务运动时期，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应该是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但是我们走到官督商办这个阶段就停下来了，始终没有走到商办这个阶段，只引进了它的器物，没引进它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没有把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文明引进来，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就进入第二个层面开始变制度。实际上制度这个变革也不成功，无论是晚清的新政，还是民国的民主制度都还是半成品，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改革阶段。我们总是想找到一个钥匙，或是器物，或是制度，或是文化来解决中国问题。其实没有这样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