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教父”何振梁

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马兰奇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如果你不关心体育，如果不是他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你一定会把眼前这位老人当成一个朴素的西北老汉。

这是8月26日早晨。甘肃天水清水体育训练基地，两层迎宾楼外面，几个厨师和服务员，眼睛一直朝这边张望着，他们刚和门口的这个老头集体合影。

“我还想让老爷子签个名，他一点都没有架子。”一个女服务员拿着大概是点菜用的小本子，用胳膊碰了碰同事，一边小声叨咕。

这位老爷子，就是何振梁，前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亲眼目睹我国从申奥失败再到成功、中国奥运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问他这几天考察西北和发达地区差异的感受，用何振梁的话说：“体会到落后地区体育运动工作的艰难”，“越来越临近奥运会了，希望能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体育状况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希望农村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

78岁高龄，对他并不就意味着安逸的晚年生活，他现在还身兼国际奥委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等多个职务，每天工作不少于5个小时。

他不赞同被别人称为“中国奥运教父”，更喜欢的称谓是——“中国年龄最长的奥运会志愿者”。

新中国奥运会的先行者

1929年，何振梁出生在江苏无锡市郊一个叫田屠里的地方，小学上到三年级，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学习。

1938年，何振梁随全家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转读教会学校。1950年，21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到有法语教育传统的震旦大学找人，就这样，何振梁从上海到了北京。

在团中央，他的第一次翻译任务，是接待1950年4月来华访问的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雷奥·斐盖尔(Leo Figuere)。尽管学过多年法语，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同学”和“同志”这两个词在法语里是同一个，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在努力提高法语水平的同时，何振梁还参加了团中央机关组织的俄语学习，并且自学英语。那段时间里，但凡团中央的大型外事接待，几乎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扎实的外语口语，也为他日后的体育外交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来在团中央工作好好的，1952年，何振梁的事业突然开始了一个重大转折，直到今天，他还开玩笑地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上了体育之路。

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的一些阻挠势力，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

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球类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许多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英语给人做翻译。

这次短暂的“客串”翻译，让本来就很“抢手”的何振梁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成为国家体委、外交部等多个部委“抢着要”的人才。在争取他的人当中，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副总理贺龙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在他的坚持下，何振梁于1955年调入了国家体委。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高级翻译，但多了一个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何振梁贡献了自己未来的全部岁月。

舌战蒙德维地亚

1979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召开第81次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能否重返国际奥委会。

正是知天命之年的何振梁，代表中国奥委会做主题发言，主题有两个：一是让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另一个，是请求取消台湾的国际奥委会中国代表的资格。形势并不乐观，国际奥委会里支持中国重返的委员不占多数。

以一敌众，镇定的何振梁上演了一场“舌战群儒”大戏。做了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陈述后，一个委员即席发难：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跟政治无关。他要求何振梁不要在这个场合发表政治言论，“我们不谈政治”。

何振梁沉着应对，他答道：“先生，您说我不应该以政治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首先你的问题是政治性问题，我必须以政治性的语言来回答你的政治性问题。”

有15个委员先后向他提问，提问者既有来自友好国家的委员，更有对中国持有某种排斥情绪的人，来自英国的埃克塞特侯爵、肯尼亚的亚历山大等人，都想用北京对台湾没有“实际管辖权”这张牌来压中国。情势很紧张。何振梁回忆往事，却说自己“没时间去紧张”——“紧张什么啊，当时只能高度注意他们提的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回答，把主要问题回答完后，还要利用他们话里的漏洞来反驳。”

在反复说明“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的立场后，何振梁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恢复奥委会身份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但不得使用其所谓的“国旗”、“国歌”以及任何“中华民国”的象征。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以这样明确的语言表述台湾问题。

何振梁的沉着和机智，在随后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执委会上获得了回报——决议一致通过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

后来在1981年，萨马兰奇见到何振梁说：你当年在蒙德维地亚会议上的回答，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

莫斯科的眼泪

看过莫斯科申奥直播的人一定还记得，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作为北京申办陈述人的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造福全人类，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Bravo(棒极了)”，都灵市冬季奥组委副主席艾弗琳娜在众人的掌声中大喊。

何振梁用英语和法语交替说出自己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敬，这是他真正动情的时刻，这也是他一生中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

这也是何振梁第二次为中国申办奥运会效力。此前，为了北京申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何振梁在三年时间内飞遍五大洲，飞行里程超过64万公里，可以绕行地球10圈。以至有认识的机场工作人员问：“你不是昨天才回吗，怎么今天又出国了？”

第一次，奇迹没有发生。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的蒙特卡洛，45对43，“两票之差使北京失去机会”。

到了1994年，何振梁从国家体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了他有更多的时间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事，萨马兰奇委任他为文化委员会主席。

在他的主持下，1997年，在瑞士举办的“世界体育文化论坛”，引起了世人关注。“他让文化委员会获得了青春，”萨马兰奇这样赞许道。

但何振梁内心更看重的，是利用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机会，为中国申办奥运会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1998年11月，中央批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何振梁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直到2001年7月，他代表北京作第二次申奥陈述时，他已经是72岁的古稀老人。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萨马兰奇拆开信封，宣读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投票结果：“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北京。”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自此，何振梁逐渐淡出世人视野。

天生忙人

他开始把一部分精力放到体育文化和教育学生方面。

“目前我带了三个体育博士生，当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也是我的学生，她是我最欣赏的，为国家拿了几十个世界冠军，博士论文答辩居然达到了95分。”

说起学生，他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成就感：“还有两个也很优秀，一个是广西自治区的体育局副局长，一个在北京奥组委工作。”

搞了一辈子体育，何振梁的时间表上，却没有自己喜欢的高尔夫球运动，“很少去打球，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他也出席一些和奥运有关的活动。今年8月20日，何振梁参加完一个活动后，一篇题为“奥运带给城市黄金发展期”的发言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其中一段话是老人对当下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尖锐批评。可惜，他抨击房价过高的声音很快就被湮没了。

6天后，本刊记者以这个话题向他提问，他回答说：“商人赚钱应该取之有道，应该想一想整个国家、社会怎么样能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于采访前的约定，我们的话题大多围绕奥运会和体育，没有涉及他的家庭和情感生活。一路上，他夫人梁丽娟老人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如果有人找何老谈事，她就会退到一旁。

梁丽娟曾在何振梁的传记《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有过这样一段话：“50多年来，我们这一对，至今一直是所有认识我们的人最羡慕的幸福配偶。”

返城上车时分，天又下起了小雨，何振梁抢先梁丽娟几步等在门前，伸出手来扶着她的手说：“来，丽娟，小心点。”

我和送行的人站在训练基地的楼梯口，看两个年近80的老人相互搀扶着向停在不远处的三菱吉普车走去，入秋的西北，微风中夹杂着秋雨的凉意。

“这两个人真让人羡慕！”当地体育局长站在我旁边，话是他嘴里说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