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

对我来说，写作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写作，我就会发疯

都说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个挺厉害的老太太，这两天却笑容可亲，她北伦敦家门口外堆满了花束，起居室里也满是花，大都是橙色和红色，莱辛笑言：“很明显，人们想到我，就想到夕阳。”马上要88岁了，被人视为夕阳未尝不可。惟一不高兴的是她的猫们，全世界把注意力都给了女主人，猫们有些嫉妒。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得主时，莱辛正陪着儿子彼得在医院，然后她又去买了点东西。两小时后回到家，看到门口一群拿着照相机摄影机的人，还以为又是什么剧组在她家那条街上拍电视剧。虽然每年差不多都是这天这时，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结果，但莱辛没有刻意等消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迈下出租车，左手拿着手提包，右手拎着塑料袋，记者们捕捉到的是她满脸的惊讶：“你们找我么？出了什么事？”

她一直认为诺奖不喜欢她，得奖后她接受采访时说， 早在60年代，她在瑞典的一次文学晚宴上碰巧坐在一个灰白头发的矮小男人旁，此人是诺奖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莱辛说：“你永远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我们不喜欢你。” 可能因为她曾是共产党员，或因她被视为女权主义，也可能因为她总是直言不讳。反正，她觉得，如果他们愿意她得奖，那她早该得了。她可没想到，她居然能成为文学奖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得主。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问，她也问，“可能因为他们不能把奖颁发给一个死人，所以他们想在我翘辫子之前赶快把奖颁发给我。”这是她的回答。

除了鲜花，更有许多远近的祝贺，英国首相说她是英国的骄傲，南非总统说她是南部非洲的自豪，还有姐妹作家们，美国的奥茨(Joyce Carol Oates), 英国的拜厄特(AS Byatt), 加拿大的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让莱辛得意的是她的偶像马尔克斯也打电话来恭喜她，还有库切称她为“最有远见的作家之一”。

祝贺中，大家都免不了要用“总算”二字，奥茨的话最直率：这个奖来得虽然好，但确实是晚来了20甚至是30年。

不管文学能否改变现实，我们还是继续写作

想到1972年5月奥茨在莱辛家中对她的采访，仍是我至今读到的最好的一篇评访。专访开头写道：“这是伦敦明亮，清新，寒冷的一天，一个许诺着春天的冬日。其实从挂历上看，早已是春天了，1972年的春天，不是冬天，所以，一个人的期望就有些落空 ——花已经盛开了好几个月了，树上也枝叶茂盛，天空上阳光灿烂，但还是出奇地冷，时间仿佛成了一个永恒的悬念……”

奥茨对莱辛崇拜已久，满怀敬意，是位真正的粉丝，她提早半个小时到莱辛所住的地区，为的是要看看莱辛日常生活的邻里，“终于见到了她，在这个风格明晰，自信，和蔼宽厚的女人面前，我几乎要昏过去 ——一切不再真实，我一下子变得如同透明一般。”

奥茨盛赞莱辛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于文学是否有此功用，莱辛却表示怀疑。莱辛说：“一开始，作家可能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社会，但后来，社会没有改变，他就有一种失败感。之后的问题就很简单，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改变社会？能改变任何事？”她也说：“不管文学是否能实现任何目的，我们还是继续写作。”

因此，奥茨写道：“当我离开莱辛的公寓，顺着下坡路走向地铁站时，我感到一种更强烈的悬念。对我来说，这是生活中谜一样的矛盾，一些真正才华横溢的天才，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多丽丝·莱辛，这位温和，冷静，非常有趣，刚与我交谈了两小时的女人，居然还不知道她就是多丽斯·莱辛！”

差一点崩溃

莱辛属于“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她后来曾因不承认大英帝国的存在而拒绝接受皇封)，于1919年出生于现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5岁时全家迁往南罗得西亚（今津巴不韦），南部非洲的生活对她的写作影响极大。她在第一卷自传中动情地描写非洲原野的声音、颜色和味道，“真正的原野，活着的，运作着的，满是动物和鸟类的原野树丛……你很可能惊动一只野猫或是豪猪……我家门口有一棵大树，浅色的树身上有雷击的伤痕，大树里藏满了蜜蜂和蜂蜜。”同时，她也亲眼看到白人移民生活的艰苦，更体验到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的不平等。她的母亲虽让人受不了，但是是母亲从欧洲运来许多书籍，大多是经典文学作品。13岁时，莱辛辍学在家，开始了自学生涯。她生活的一面是原野上的玩耍和探险，另一面是读万卷书的强烈的内心世界。16岁时，因家境困难，她出去工作，做过电话接线生、打字员和秘书。

1939年，莱辛与弗兰克结婚，育有一子一女。1943年，婚姻破裂，她离开丈夫和两个孩子。对于抛夫弃子，她一直多受批评，她在自传中写道：“事实是，我无法生存下来。精神分裂是最起码的。在我和弗兰克的4年婚姻期间，我喝酒非常厉害，赛过那之前和那之后。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酒鬼，永远和自己过不去，忧郁，仇恨我自己。”她说至少她知道她的孩子能在外公外婆和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她仍说：“我很自豪我有胆量那么做，如果我没有离开那种殖民者圈子里厌倦无比的生活，我会崩溃，会变成一个酒鬼，会精神分裂。”

她很快结识了第二任丈夫，一位德国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于1945年结婚，儿子彼得出生，这次婚姻也以离婚告终，但是莱辛留用了前夫的德国姓氏。1949年，莱辛携带幼子，手提箱里装着《野草在歌唱》的手稿，来到伦敦。

1950年，此书出版，好评如潮。

女权主义把男女关系简单化了

莱辛是位女作家，但绝不是小女子作家。她的作品充满着蓬勃的气派和排山倒海的力度，主题宏大：种族歧视，共产主义，恐怖主义，人类的生存环境，她探索肤色，人种，性别，社会的隔膜，人（男人和女人）在社会、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

她著作等身，风格迥异，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划分，她的创作可以分三段：一是五六十年代时以南部非洲为背景的作品，处女作《野草在歌唱》，1952年到1969年间的5本半自传体系列长篇《暴力的孩子》，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说。

第二阶段从60年代起，她开始探索人类，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和情感，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诺奖盛赞此书为“先锋性的作品”，是“阐述了20世纪男女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之一”。

此书亦被视为“女权主义”的丰碑之作，但几十年来，莱辛一直要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她认为女权主义把男女关系过分简单化。小说主人公是位文思枯竭的女作家，通过5本笔记来清理自己的思路，探讨政治、非洲、性、心理分析、梦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男女间的爱情，小说结构复杂，不分章节，后现代的叙述手法，层层迭迭，剪不断，理还乱。

从70年代起，莱辛基本抛开了非洲的主题，专心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她也沉浸在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之中。这个时期的作品争议最大，许多批评家和读者觉得失望。

今年年初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莱辛谈到为什么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写作，我就会发疯。我不能不写作，也许我真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吧。”她说批评家们在她身上用了“所有的标签”，“一开始说我是写肤色种族的作家，然后是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现在是神秘主义。其实我就是我，一直都一样。”

莱辛对自己有个谦虚而又简单的定义：“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她确实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她的作品的许诺远远大于悬念，所以，我更喜欢奥茨30多年前给她的定义：“她就是多丽丝·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