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重返常识路犹难

从韩寒，到许知远和袁腾飞，都还在回归常识的路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创造，这也许还不是创造的时候

韩寒、许知远、袁腾飞，分别出生于1982年、1976年、1972年，虚岁28、34、38。按社会的标准，他们还“年轻”。但按代际关系，他们到了表达的时候。他们聪明而有知识，年轻而有活力。如果他们不说话，相当于这个社会“没有话说”，如果他们沉沦，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活力。他们说话了。

于是，他们令这个社会感到惊异和欣喜，也感到震颤或愤怒。他们本来想向社会提问，结果他们本身成了这个社会的议题。实际是以此取代社会真正严峻而紧迫的问题，奉行驼鸟似的安全策略。这有点像40年前，3位兄弟还没有出生时，中国人欢呼着“科学的春天”，热烈谈论哥德巴赫猜想的情形——其实，那就是一次梦游似的妄想，现在已经知道了，那既不是科学的春天，哥氏猜想也不是按那样的想法去求解的。

在激情的年代，社会有狂想症和妄想症；在沉沦的年代，社会不承认所有的努力和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真正正常的是他们，而不是“庸众”（笔者在许知远《庸众的胜利》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但不是现在。

但青年们仍然应该“抢先”发言，等待和徬徨是没有希望的。社会不会自动准备好去接纳青年一代的活力。鲁迅年代的青年有过一句激愤的话，说40岁以上的人都该死掉。这才是真正的愤青。要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就要趁早打主意。当“三剑侠”中年龄最小的韩寒试着上路时，长他6岁的许知远正忧伤地在媒体上写着符合发表口径的文章，欧化的句子隐约透露出他内心的价值和忧伤的来历；而大10岁的袁腾飞，当时还能以“当国旗升起的时候”为题，给全校师生做示范性的演讲呢。袁老师当时的本事是，把大而空的话讲得既跟别人一样正确又比别人多一点趣味。

韩寒比另两位幸运的是，他在最好的年龄赶上了互联网勃兴的时机。互联网是个伟大的“放生池”，他从制造“知识庸众”的教育体制中溢出，就跳进去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韩寒就那么自在。互联网正在因袭传统社会的规则。“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只能吞吞吐吐，措辞艰难，形成了过度隐曲和冷嘲的文风。

而公众“把韩寒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尴尬的位置——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他成了这个“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的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许知远看到，这里折射的不过是“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呐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许知远说得对。他就差没有说“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其实话就该这么说。谁能说一个青春还在嫩绿欲滴的青年，拐弯抹角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庸众”就把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拜托给他，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呢。

许知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嘲弄了这个时代。这是他和韩寒的分工。

这是一个推崇犬儒，也产生了犬儒的时代。只要有人敢于说出常识，并且凑巧流传到公共空间，他就为社会设置了议题，他就准确地成为社会的焦点。如果说韩寒被“庸众”拎出来还有点道理，他毕竟代言了一部分缺乏表达的青年，袁腾飞之暴得大名更是呈现了这个时代已经萎缩到什么程度。袁老师到底说了什么？那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不是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常识了吗，北京哪一个出租车司机不会这么讲呢！可是，袁老师的问题在于，他不该把公共常识告诉学生，他是在讲课啊，讲课能讲常识吗，讲课能讲实话吗……就这样，袁腾飞成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

从韩寒，到许知远和袁腾飞，都还在回归常识的路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创造。这也许还不是创造的时候。按许知远的说法，这个“庸众”主宰着社会“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如果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许知远所说的后果：“公众必定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

没有人会喜欢去接受这样的代价。青年是充满创造力的。一切假造都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开始。一个社会只要尊重常识，就不至于严重脱轨，而不尊重常识，一定是不幸的。愿新一代年轻人不要累倒在重返常识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