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伶的内心世界——《程砚秋日记》读后(上)

1 柳丝不为系萍踪

程砚秋（1904—1958，满族）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里年纪最轻的，生得比谁都晚，死得比谁都早。他比梅兰芳小十岁，比尚小云、荀慧生小四岁。艺事开始最晚，成就却不输任何人。

他最独特，艺独特。独特到你听了一句，就会牢牢记住。你迷上了，就会终生不渝。生前享有盛名，死后流传最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程派艺术的评价越来越高。

他最独特，人独特。性格，情操、经历、为人都很不一般。必须承认: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最多的，他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认识能力、求知欲望、自我意识等，在艺坛是首屈一指的。程砚秋不完全是艺人,凡事有看法，遇事有主张，人生态度积极，生活有目的。与此同时，他又有出世、超脱、归隐、耕读、虚无倾向以及浓浓悲情。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彼此纠缠，中国文人气质和精神追求，水乳交融般地统一到他的身上。

2010年年初，程永江请人送来由他整理出版的父亲日记——《程砚秋日记》，还带了一句话：希望读后能写一篇书评。我爽快地答应了，毕竟我们有两代人的交往。“日记”读了一半，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感受太多，恐怕不只是写书评了。我需要对程砚秋做再认识，说着，说着，人也激动起来。

我曾撰文说：艺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你只能看到外表，他们会和你很亲热，但决不能让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然而，这本《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例外，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触及并得以探究一个中国艺人、一个有着非凡成就的艺人的内心世界。

戏剧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荀慧生记了一辈子的日记。伶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不提笔，是找人写的。有份材料这样记载：一次，荀慧生在湖南湘潭演出。一个随行干部帮他做日记，问：“费这么大劲儿记日记干嘛。我看您记完了也不看。”

荀答：“先是记点事儿，怕忘了。后来觉得人活一辈子，酸、辣、苦、甜、咸都有。可事前都不知道，等知道了，事儿也过去了。不记下来，怪可惜的……”

程砚秋写日记，大概也有“不记下来，怪可惜的”的想法。但我始终认为，更重要的动机是想让自己活得明白些。从日记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其间的是程砚秋的自省意识。所谓自省，说白了，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弄清楚自己与这个社会、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他要做个明白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个明白人。

别老嘲笑戏子，很多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社会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不如唱戏的，不如程砚秋。

2008年，是程砚秋逝世五十周年，程永江很想召开个纪念会，并说：“如果搞成了，你能不能谈谈程派演唱艺术的现代性问题。”

我答：“很遗憾，我不懂程派啊。”

看完日记，我觉得程砚秋的现代性，已不单是个唱腔问题。

在把看戏当成找“乐子”的时代，程砚秋已经立足于社会，严肃思考戏剧与人生之关系——这个实质为戏剧观的课题，显然是属于现代思维的范畴。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发表演讲，说“我们演一个剧，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剧的意义，第二要明白观众对于这个戏的感情……还有人以为戏剧是用来开心取乐的，以为是玩意儿，其实不然”，“一个戏总有它的意义，算起总账来，就是一切戏剧都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将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到人类生活目标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梨园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发表讲话之后没几天，即1932年元旦，程砚秋刊登启事：将“艳秋”改为“砚秋”，将字“玉霜”改为“御霜”。“艳”多形容色，而“砚”即为石，虽改一字，但用意颇深。以后的岁月，程砚秋不断追索、冥思、叩问，心魄一如清冷之月光。昆曲大家俞振飞曾说，在程砚秋如泣如诉的歌吟里，别有一股锋芒逼人的东西存在。这固然是演唱特征，但我以为基本上不是个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