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 （《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却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而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插图

三个代表三个梦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样，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