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佛陀的商道

佛陀的商道
事业最焦虑的时期，梁冬去了印度、不丹，上山打坐。他说自己现在反应慢了。为了防止过度成功，他要慢慢地生活，活得久才是他此刻认为重要的事。

去了印度六趟之后的梁冬，回来辞去了百度副总裁的职务。那次2007年在印度与一位长者的深谈，令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梦想是和国学智慧有关。

从此，梁冬的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国学。于国学，梁冬一人分饰两角：他是学生，学习老祖宗的智慧；他还是老师，常在高校商学院的邀请下给学员们讲国学与商道。这种不定期的授课，地点或是在课堂或是在山谷。

且听他如何阐述佛陀的商性和商人的佛性。

梁
冬  他说好的商人是佛陀

吴晓波说，他曾经试图写一部商人史，后来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商人的记载，少得可怜。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骨子里是否定商人，认为商人不能创造价值，但是实际上商人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他产生了一种和合的力量。比如说这世界上五个要素，每个要素单卖只有五块钱，他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加上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再加上自己的组织、行为，包括对这个事情的界定，就是他的心法吧，卖出了500块钱，而市场还买，这说明和合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你把它们全部组合到一起之后，它们创造了比单个要大的价值，然后你把它卖掉，卖给别人之后，让别人拿到这东西，还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然后你与所有人分享这一切，所以商人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佛陀，好的商人是佛陀，真正好商人，我指的是依法经营的商人，他是个佛陀，他懂得世间和合的真理。

我们能够提供最大的价值，就是做一家公司，解决很多人的就业，让大家都不至于说没事可干，让所有家里面不上班的人，都能够衣食无忧，是吧，我纳了很多的税，尽管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反正肉都烂在锅里，浪费掉也是给人民了，无所谓的。

当然目前对我来说，我投资的大部分项目都还在亏钱，但是已经在朝赚钱的那个方向走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可以到一个公司做高管，或者什么都不做，写书，都可以挣钱。而我现在觉得快乐，就是我可以选择我跟什么人在一起，因为我的心量还不足够宽。也许有一天，就是我跟什么人我都会喜乐，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到。你知道我们主要的焦虑来自于哪里吗？就是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打交道。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80%的情况下，能够选择我跟什么人在一起。

有时候还是会冲突，我只需要告诉自己，我在冲突着，就行了。知道后，这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我在爱，这个爱就没有那么强，一旦意识到我在恨，这个恨也没有那么强了。

宗教是个公器
我没有宗教。我信佛教，也信道教，我什么都不信。

佛教不是教，在我这里，它是一种心智模式。什么叫心智模式？就是说，你会从很喜乐的方式去看这个事情，第一，凡事要求拥有。比如说一个地方，你买下来比长久租要昂贵，你为什么要拥有它呢，你拥有它最后也不被你所拥有，你最终还是要给别人，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所有权的，我们老想拥有一个所有权，哪有所有权，你在中国买一个房子就是几十年使用权而已，甚至70年都不到，很多房子都50年，烂尾烂了10年，盖房子盖了8年，再到你手里2年，只有50年而已，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所有权的，所有权是一个虚幻的，只有使用权，说小了全都是国家的，说大了都是人类的，都是地球的。所以不要企图拥有拥有权，那是一个假象。

比如说在百度的时候，这百度是李家的，是公众的，甚至更大程度上所有网民的。这个网站，我只有一个阶段能使用它，我能用它的品牌，我能用它的市场预算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这个公司也愿意做，而我也愿意做的事情，于是在这个程度上来说，我拥有了使用权，但是我并不拥有它，谁也不拥有它，李彦宏也不拥有它，为什么，因为当网民反对你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仍然会考虑不用，或者它不完全被李彦宏拥有。因此它是一个公器，公众的器物。所以不要企图拥有一些东西，当你理解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能破除我智，当你破除我智，你就不会那么的较劲，甚至不会跟自己较劲，于是你就变成一个心智打开的人或者平和的人。

宗教也是一个公器。佛也不是一个神，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法力无边，他承认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你不那么羡慕、嫉妒、恨，它只是一个心智模式。

人生有方向，没有目标，比如说开车从北京开到广州，你不可能那个灯一照就照到广州了，你只能照你车前面100米的地方，你只有把车开到前100米的地方之后，你才能往下一个100米，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方向，你得往南开，就是SB，往北开是NB，我们就是往南开而已，心中有一个SB的梦想。

我偶尔调侃下自己。

身体比大脑聪明
你要能做到一分钟不想事的话，你就能达到真正的快乐。在山上静修的那几天，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会发现你只有待着不说话七天，然后坐着，坐两个小时以上，你就自然而然地看到身体里面的那个人。

我有七天的时间，一句话都没有说，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那时候，我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第一个，有些事情是不能外包的，陪父母聊天，跟爱人在一起喝个葡萄酒，等等现在无形之中老觉得好多东西可以外包，它由一种商业逻辑变成了一个人文逻辑。第二个就是，什么事情得做到密集，极致，以安静能极致也行，你连续说话10个小时也会产生可怕的变化，就是什么事你得到一个当量。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睡太多觉，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我觉得精神挺好的，只要你睡得好，我们8小时睡眠，它就变成意识形态了。你知道吧，其实我大概11点钟睡，不用5点，3点半，4点钟就醒了，每天都是这样的，但是一天精神都很好。

我的大脑会比身体慢半拍，就像我的脑子会比我的嘴慢半拍一样，日常生活中，我亲近自己身体亲近的人，远离自己身体远离的人。我好像从小就这样。尽管如此，一度，我还是重新检视了一下和身体相比慢半拍的大脑。我怀疑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我就开始检视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知识、信仰，包括意识形态。

我理一遍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然后拿来和现在自己真正的内心去做个对照，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与现有的东西是合的，你把它留下来，不合的，然后跟它作别，这就是我的人生。

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
民国， 阴雨连绵的天气，有一个穿长衫、戴着围巾的年轻人，打了一把伞，从长安街走向道边满是绿树的南池子大街，他一直往北走，在一幢房子前停了下来，把水滴了滴，伞放在门口。这个年轻人的职业是一个医生，他那幢二层的小楼的房间里，有很多的古书，他的生活方式和老派的知识分子毫无二致，老家有几亩薄田，老婆带着孩子在农村。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也有很多的学生，也有许多的朋友。

这是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的画面，就像飞机在航拍一样，但镜头又被拉伸得很长，或者说远景和近景结合，像拍电影一样。

我骨子里喜欢民国时期的那些文人，他们大概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也知道西方的文明是什么，他们有言论自由，当然也面临一点通货膨胀的压力；做知识分子，哪怕在报纸上写小小的豆腐块也能养活自己。

这种文人的生活，在战争的铁蹄下，移步换景，延续到了古龙和金庸、倪匡和黄霑他们身上，随着战乱跑到香港，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和早期的《明报》开始写东西，他们的状态不见得多富足，但是他们大概知道什么是什么。

今天早上起来，煮了点山药薏米芡实粥，吃了一碗，就已经很饱了，中午再吃一碗，晚上再吃一碗，顶多拿肉末和大头菜炒一下，就很好了，生活还需要什么呢？，睡，只是一张床而已，到哪里都一样。

因此，多余的钱、多余的空间和多余的人，都只能做多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