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成为仆人式领袖
2002年赴美游学的赵晓，回国后写有《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仅有基本运行体系，甚至再加上宪政框架都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伦理变革才能臻于完善，影响甚广。5年后他创立香柏领导力机构，主张透过商业、文化和教育在各领域兴起仆人式领袖，成为社会的盐和光。
香柏领导力是一个社会企业，宗旨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服务型领袖。
创立“香柏领导力”，是因为赵晓想传递一种仆人式领袖的理念，通过传播和培训输出仆人式领导力。他认为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的领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领导力，提升内功，而内功源自内在的品格。“中国人需要服务他人的理念，有钱人更多去服务弱势群体、回馈社会，国家更多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公正。帮助中国的领袖人物成为服务型领袖，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便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的想法。”
香柏领导力每年会做两届基督徒企业家工商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基督徒企业家与会，各地以地域划分已经有很多基督教工商团契组织，而香柏是全国性的，参会人数多时有三百人，还可以更多。平时香柏会去各地方做“仆人领导工作坊”培训，也组织各地主内企业家去到美国、以色列做海外游学培训。“我在外面讲课一次会有十几万的报酬，但为香柏于我个人而言是免费的。未来我们设想会做一个俱乐部，培养出一批新型的企业家来，遵从信仰去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成为社会的盐和光，这便是香柏的愿景所在”。
赵晓 他认为上帝是经济学家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山东大学洪家楼老校，旁边就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我们时常从那里经过，都会好奇地朝里面张望。它经常关着门，给人感觉很神秘。真正走进教堂是2002年在美国游学的时候，顺带研究一个题目：美国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一个直观且重要的不同便是：美国到处是教堂，中国处处是澡堂。
既然如此，我便走进美国的教堂去考察，看到了令我欣喜甚至羡慕的场景：大家彼此相爱而友善，物质上也很丰盛，再加上人际关系这么美好，说明这帮人活得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
经济学家看上帝
回国后，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圣经》。白天找很多人聊《圣经》，晚上就关进屋子里看。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从经济学家的训练出发，试图证明《圣经》是好的、善的，但不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时我有很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觉得不可能有比中华文化更强势的文化，即使这是一个好东西可能也仅仅像马克思说的，是麻痹人心的鸦片。也许效果不错，但上帝并不存在，《圣经》里讲的不过是又一个神话故事而已。
但三个月后，我非常惊讶。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很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谈论一个观点很容易，难处在于预测，因为预测是要在将来为实践所检验的，是可以检验出你的理论是不是过关的。在现实中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只能做短期预测，比如这个月预测下个月、第三季度、今年、明年。你让他预测五年以后，谁都不知道中国变成什么样子了。更何况经济学家的预测经常是失败的，因为需要太多的信息，而他们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充分，也不具备充分的理性加工之。一些重大事件可能没有人能预测到，比如全球金融危机，英国的经济学家集体向英女王道歉，因为技术上确实解决不了。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与其他智力圈层相比还是好的，不比气象学家的差，已经代表了人类对经济认知的最高智慧、人类的最高预测水平，虽然只有这么高水平。经济学大家凯恩斯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从长远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所有人都将死去。换言之，人类根本不可能预测未来。但在《圣经》里我发现了最优秀且无法想象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上帝。
他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亚伯拉罕。上帝与之立约，只要去到迦南地后裔就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其中还会出一位救世主拯救全世界。“谁祝福你我就祝福他，谁诅咒你我就诅咒他。”你看现在全世界最多、最优秀的人物都出在犹太人里，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他就灭亡，美国保护犹太人所以兴起；预测一个城市，说巴比伦会在芦苇当中，永世不得重建。这正是巴比伦的现状；预测一个民族，说以色列人要流浪到天下万邦，外有刀剑、内有忧患，但是有一天会复国，再也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而这在两千年后真的兑现了！虽然很多人可能会在细节上有不同看法，但这已然太让我印象深刻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从中挑不出毛病来。林语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读过孔孟、道家也研究过佛教，终于感到这些人类的智慧都只是高山之巅巍峨的宫殿，令人流连忘返。而耶稣从不争辩，不故作高深，娓娓道来，让我找不到任何证伪的可能。就好比买股票，你告诉我买哪只涨20%、哪只涨50%，每次都说中，我又找不到证据证明你是蒙的，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相信。
用基督教文化经商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商界对新教伦理的认识越来越深。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物质上已经富有，衍生出不止于平衡的更大精神需求；二是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再与人竞争，实质上是文化的竞争。西方企业的成功之秘，很大程度上与其信仰有关。国际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家都是基督徒，现代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研究多了慢慢便会关注其教义，于是自己就相信了。
人本质上是不愿意做企业家的。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创新。赚了钱以后，一般来说中国人会去追求享受，追求个人或家门的荣耀。前者可能一大堆小老婆，大红灯笼高高挂；后者比如混个政协委员来当，慢慢地做企业的时间就被占用了，没有精力集中去创新了，这个企业也就做死掉了。鼓励一个人不断去创新，正是因为有一些超越经济和财富的动力。西方企业家做企业、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目的是永远的，支撑人长久做下去的，可以平衡人追求奢华、享受的种种贪欲。为什么我们搞了几千年，虽然有百年老店，有商帮这样的商业文明萌芽，但若不是受西方影响也没搞出公司制度来？说明我们的文化搞不出来，我们不会往那方面想，文化决定了你的思路和价值观。企业管理讲求的是治理结构，核心是制衡，其存在的根基在于基督教的一个理念：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把过大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是不行的。而儒家文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解决管理的办法是找一个最善的人来管理，系于一人，而不是最合理的制度。
王石就曾说过，万科的文化其实就是基督教文化。再如远大中央空调的张跃、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谭木匠董事长谭传华、天泰地产的王若雄，他们生意做得很成功，个人生命也趋于丰盛成熟。有些企业家生意做得很大，但可能跟老婆离婚了，或者根本从来不愿照顾家里；虽然业务上很强，一俊遮百丑，但道德恶劣，不择手段。基督徒企业家首先根基上是好的，不偷税漏税，不做假账，热心公益；其次个人生活很低调平凡，不哗众取宠。所幸，这样的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的主流文化，甚至本身就是主流。
相信上帝后我开始关注经济伦理，关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学，在学校开设了“管理伦理”课程，并以之为MBA的“灵魂课”。此前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法律变革遥遥在后，伦理变革无从谈起。根据“木桶原理”，短板很短意味着是装不了多少水的。经济改革慢慢带来了人生命的变革、文明的变革，这是三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革命性的。如是发现使得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转向乐观。国内国外对中国都有很多批评，到处是问题，中国要崩溃云云，但我看到的是，上述的企业家们正走在了文明变革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