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越来越好,日子为何越过越难一个城市白领的贫困乡村“下访”记
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
责任编辑:平客 实习生 赵大伟 吴诺唯
甘肃通渭县马营镇黄家渠村老人冯富的老伴年近八旬,为了生计每日要跪在地里去干农活才能勉强度日,常年劳作导致她的双腿已不能直起,膝盖上的绑腿满是泥泞。 (蔚然/图)
贵州沿河县,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爷爷奶奶一起种玉米。 (蔚然/图)
云南丽江永胜县一位八十多岁的农妇靠捡破烂为生,儿子和他同住一个村,靠种地连养孩子都很难。于是,老人一直独居,靠街坊邻居给的米饭或在镇上小餐馆拣的剩菜过活。 (蔚然/图)
“我宁愿割了××,也不会犯那个错。”青海丹麻镇一个农民告诉蔚然。这位农民今年37岁,7年前妻子上山割草,被雷电击中。他虽然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但也没有能再娶到一个老婆。蔚然问他:“会不会偶尔有犯罪冲动?”他铁铮铮回答:“农民有许多难处,但我们农民还是很本分的,也是有廉耻的。”
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农村行走刚刚开始,他就被人民网评为“2007最具社会责任十大博客”。
4年来,蔚然走了一千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以下简称《粮民》)上集。
前不久,《纽约时报》以《贫富悬殊的中国》为题,发表记者迪迪·基尔斯滕·塔特劳的一篇“中国来信”,报道了这本书。该文指出:“现在中国明显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感觉,这种紧张局势成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壮观崛起而抬升的必胜信念的一个阴影面。”
《粮民》称不上精致,甚至因为涉及村庄太多,而有些浮光掠影;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农村建设流于形式……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
■“粮民”语录
●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蜂蜜才是真正的绿色糖业啊。如果有花粉被农药污染了,蜜蜂出得去就回不来了,被毒死在外面了。蜜蜂不会有什么工厂生产糖的污染,你说是不是天然绿色糖业啊?可现在国家很少关心养蜂的政策,其实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很大失误。养蜂需要流动,需要跨越东西南北,才能产出更多蜂蜜来,可我们最怕流动,怕的不是辛苦,而是那一道道的关卡,一个个的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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