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进入繁盛期，就没必要过于强调民族对抗历史了”——专访印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

杜赞奇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5年，他到过北京、上海、成都、厦门、青岛……“大半个中国已经逛了个遍”。

他是印度人，工作生活在美国，却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正是“中国”为他赢得了世界级声誉——1988年，杜赞奇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出版，并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被学界奉为社会历史学的经典著作。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也是新加坡国立大 学莱佛士人文教授。著有中国和东亚史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及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2010年11月20日，杜赞奇现身上海美术馆，作为“从西天到中土：中印社会思想对话”系列演讲嘉宾之一到场演讲。他的演讲题目依然与“过去”有关：《可持续性与超越的危机：一种长历史的观点》。

“我虽然研究‘过去’，但我所做的是为活着的历史提供借鉴。”杜赞奇在上海国际饭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

除了演讲，杜赞奇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都被媒体的采访填满，在日本、韩国，他也有同样的经历，而在美国，像他这样的历史学家却常常是寂寞的，“东亚国家对于知识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强势，这是美国没有的现象”。

把历史教科书的难题丢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