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架上的手抄本

【秘密书架】

我书架上的书与众不同。对我来说，著书也罢，作文也罢，主要依靠的不是坊间已经出版的各类著作，而是我的手抄本。

我自幼有抄书的爱好，觉得抄书可以加深理解。因此，1963年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就一头钻到图书馆去抄。我的专业是中共党史，可我偏偏想当诗人。我几乎翻遍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抄录了很多诗歌、文学评论和创作方法，如痴如醉。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后来，我的秘密被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告到辅导员那里，连何干之师都知道了，说是“不务正业”。从此，我转到抄历史专业的资料。可是，“四清”、“文革”接踵而至，直到本科毕业，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文化革命”后，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搜集史料全靠手抄笔录，我用这种老办法积累了大量未刊资料。从内容来说，我的手抄本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档案与书籍，其次，则是北京等地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信札、日记、笔记等史料。

孔祥吉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手抄本的形成，并非我一人之力，内子、女儿，还有诸多学界朋友均提供了帮助。上世纪80年代，每逢星期天，内子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帮我整理校对抄录的史料。朋友中帮忙最多的，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已故副馆员耿来金。此君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近代史所资料室，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忠厚待人，不图名利，对图书管理员岗位格外敬业，颇有燕赵古君子之风。我能遇到他，是靠戴逸先生。1981年我研究生刚刚毕业，戴逸先生领导的清史编委会刚刚启动，我便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