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日本共产党党员川口孝夫（1921-2004）在中国住了18年，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翻译出版了川口孝夫的自传《蜀国飘流记》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见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志田派）的关系。随着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反主流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国际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党组织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