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乃政治学博士，人称“地产思想家”。这位地产界的“带头大哥”，每逢新年即发布一篇“社论”，鼓吹新潮流。今年的“社论”大谈保护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乃为经济领域又移植了一个新名词。

企业公民：好人好事好钱

幸福：老男人要玩 小男人要思考

插图|摘自冯仑新书《野蛮生长》，作者聂峻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城市面貌有很大的改观，同时，也引发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比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国际贸易冲突问题甚至社会结构性矛盾等等。

　　然而，这些矛盾都是任何经济体在快速成长过程中都会遇见的问题，是一种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种进步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也恰恰隐含在这些矛盾的深处，人们的智慧和时代的光芒正是从这里显现的。

　　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中国企业正以企业公民的姿态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起而行，鼓而呼，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做一名大时代的真心英雄，这就是我和万通的新使命。

企业应关注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提高，经济总量在全球已位列三甲，中国制造蔚为壮观，中国投资其势汹汹，中国崛起举世瞩目。

　　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长大，其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就越来越多，相互交织共生共荣的利害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彼此之间的利益边界在投资人不断要求划分清楚的同时，也变得日益模糊起来。

　　这时，企业为了长期生存，为了获取更大和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不得不日益关注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利益、社区利益等）和包括环境生态、社会公平等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于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便在中国从2002年萌芽，到2004—2006兴盛和深化，再到2007年由个别行动扩大到联盟行动。

　　2006年10月，由招商银行、万科等中国著名企业发起成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种集体的自觉意识。

　　企业的生命过程犹如人的生命过程。当一个孩子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他从家庭、父母和社会方面只是获取哺育、关怀和保护，他只要求别人对他负责，而他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影响更多的人群，进而对他人承担责任。一旦他长大成人，二十岁以后，他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或者他在企业团体或社会担任某种职务或积极角色之后，他能够影响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同时，他就承受更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现在中国企业已经长大成人，高速的经济成长必然促使社会加速转型，使社会各个方面发生裂变和重塑。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之后，这种转型便进入一个阵痛期。这时，劳工冲突、环境与生态危机，城市化造成的冲突，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进城以及拆迁冲突，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职业分化与阶层冲突，权力腐败与日益觉醒和强大的公民权利的冲突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政府除了以追求和谐社会为号召，不断在价值观和舆论上给予安抚之外，还花大力气在诸如“劳动法”、“环境资源法”、“拆迁法”等法律和制度层面做出强制性安排，并且每年加大公共开支，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农民的减负增收、环境保护以及医疗保障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些政策措施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必需的。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最终是否有效，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能够为政府的公共开支创造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也取决于公司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矫正，促使上述各种矛盾在微观层面得以消解。

　　换句话说，只有企业逐步由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在创造利润依法纳税的同时，更多关注劳工利益、环境保护、社区利益，更多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和取得成功。

　　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必然导致政府职能的转换，集权式管理将日益式微，全能型政府将让位于服务型政府，家长式管理将转变为依法行政，与此同时，大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越来越发展，公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和权利主张越来越清晰，维权能力越来越强大，其结果一方面对企业的不良行为的监督和矫正力量越来越强大，人们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健康保护等方面越来越多地通过舆论与道德诉求、法律诉讼和非政府组织对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更多更好地朝企业公民方面努力，承担人们期待的企业公民责任。

从追求利润的凶猛动物，变为温良恭俭让的企业公民
　　无论从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还是适应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与阵痛的需要，抑或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来说，企业自觉和不自觉地都必须由单纯追求利润的凶猛动物，转变为温良恭俭让的良好的企业公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扮演好这一新角色，发展新空间，取得新进步，创造新业绩。
　　首先，协调好企业公民的角色要求与公司原有战略的关系是能否真正充当企业公民、承担好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

　　目前，多数企业对外表达企业公民的愿望和发布报告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公司形象、支持政府政策、企业领导意识和舆论压力等，而公众意识、消费者压力、非政府组织力量和社区影响的推动力量还微乎其微，更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纳入公司的战略，从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方面给予充分的阐述和有力的推动。

　　要么是领导者自说自话，公司战略一成不变，形同双轨，各不相干，要么说的一套和公司实际的政策和表现完全背道而驰，一方面喋喋不休言说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断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劳工权利，自毁前程。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取。

　　我们应当采取的惟一选择就是将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完全纳入公司的战略，使之与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又比如，在社会及利益相关者方面就必须与利益相关方对话。员工的健康与安全，工资待遇，培训及职业发展，冗员问题，文化多样性，劳动力人权，社区关系，供应商及转包商社会表现以及贿赂与腐败风险等方面不断进行检讨，努力改善公司的实际表现。并将其反映在企业章程中，贯彻在企业的行为准则、财务政策和竞争策略、人力资源政策、健康安全及环境政策方面。

　　其次，企业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能力与表现和公司治理结构有很大关系，然而很多人却不重视这件事。

　　比如说在发大水遭灾那一年，很多企业就积极响应。很多民营企业捐几百万、几千万，有的是上市公司，有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捐钱的过程没有经过一道法定程序，严格来说这是违法的。为什么违法？你捐任何一份股东财产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同意，如果股东大会没同意，按照公司法，法定代表人自己做决定把别人的钱捐了，这叫侵占。

　　实际上，在非典和海啸的时候、在发大水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捐钱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而且很随意。捐了以后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定程序过不了，股东不同意，最后也没法真的掏钱，大嘴小手；再就是，把公司不好卖的积压产品做高价捐出去，然后跟政府提税收减免。把一个善举变成了牟利性的取巧，这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种毛病。

　　我发现，国内民营企业的善举和企业公民责任往往都在老板的肚子里、在老板的冲动上，跟公司没有关系，跟公司日常的行为和公司治理没有关系，纯属于老板个人的事情，是老板权衡他的商业利益以及跟周边的关系和道德压力临时做出的决定。但在西方，跨国公司将这件事情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是公司整个治理当中的一个内容，在公司治理中包含一个目标，就是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他们所有的公益战略的实施都经过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决策程序，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比如说每年拿出多少钱来放在公益基金里面，这得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然后再做出预算，每年按照这样的步骤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生了地震，突然发生了水灾，公司要重新调整预算的程序就相对复杂。比如说东南亚海啸来了，可能很快让你捐，但程序和约束不能随便动，预算不能临时改，是要有一套程序评估这个钱应该给谁的，所以跨国企业的善举往往反应稍显迟钝，但他们在治理结构上保证了行善和公益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去做的，而不是违法行善。
　　目前，万科提出“变革先锋，企业公民”，并且通过股东会决定拿出企业利润的1%来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万通也通过股东会议决定成立独立的万通公益基金会，每年由盈利事业拿出利润的1%捐给基金会，都是在治理结构上确保有效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积极努力。

　　第三，员工参与是企业公民实践活动成败的又一关键，公司在履行企业公民的过程中必须将企业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员工，不断对其进行教育培训，从而使所有员工发自内心地接受和热爱企业公民的活动，随时随地互相激励和监督，从而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公司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通过大量的员工参与，一方面使公司战略与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在员工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有效结合，另一方面，也有效解决企业公民实践活动中的人力资源问题。这方面跨国公司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2003年底IBM中国公司召集60多位已经成为志愿者的员工召开大会，在会上提出鼓励和坚持企业公益活动的倡议。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先生欣喜地说：“IBM‘爱心献社区’公益活动是一项有力的新创举，它把IBM的‘随机应变’战略与公司悠久的社区服务传统联系在了一起。这项创新活动包括了一支全球性的训练有素的员工志愿者队伍，通过网络，将在线的工具和资源与当地的学校和社区机构进行分享。这是一种从没有先例的企业行为，以IBM的技术和创新来支持员工志愿者们的工作。”

　　新年钟声敲响了，新一轮的日出照耀着一个新的企业公民时代，这个时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所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持久贡献力量的企业家。我们欢呼企业公民时代，惟有如此，企业才能获取长胜之道，和谐社会才会永放光芒。（本文发表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