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致敬：南方周末中国文化原创榜】“被生活拧巴了的小说”——2007年度中国文情报告

李敬泽：“他们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

《我叫刘跃进》刚一出版，同名电影就出炉了，图为剧照　CFP/图

    与2006年的喧嚣大相径庭，2007年文坛波澜不惊。
    “平心而论，2007年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也相去不远，但越来越不让人激动了。文学也许是走上了最后的道路，那是平静的、自在自为的道路。因为平静，文学再也不能汇集成‘潮流’和‘态势’，后两者都需要一种蛊惑人心的事件和力量，都需要急迫的关切和紧急的事件。”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陈晓明如此描述他视野中的文学气象。
    李建军把2007年的文学图景描述为“拔根状态”：“就长篇小说来看，成熟、深刻的上佳之作，很是寥寥。很多作品写得简单、粗糙、虚假、乏味，有些作品甚至把渲染病态心理当作深刻，或者把描写畸形的世象当做先锋。总之，从整体上看，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缺乏现实感和力量感的贫困状态。”

“荒唐的写作，无畏之书”

    2007年的中国文学，真的如上所述吗？
    在此我们观察并“举报”这一年度的文学情况。
    2007年3月，王朔高调推出新书《我的千岁寒》。
    13万字，得天价稿费365万，平均每个字4美元。王朔有信心卖1000万美金。
    该书的封底上说：“这是一部哲思密码奇文，它让汉语有了时态。关于物质的背后，关于美丽的前生。”出版商路金波在各处放话鼓吹：“这是一本必将名垂千古的‘旷世奇作’。书中体现了王朔6年隐居岁月里一些崭新的世界观和他对宇宙的看法及感悟等。王朔自己开玩笑说：‘这是谁呀，写这么好’。”
    但实际上《我的千岁寒》只写了一半。在2007年4月上海东方卫视“非常人物”节目中，王朔说：“我还没写完呢，就为了让大伙瞧一新鲜，我没写完就出了。”王朔透露：“之所以出版，是因为有人将我。你将我，我就出本书给你看看。接下来，我还准备自己拍电影。”
    《我的千岁寒》实际上收的只是王朔在2005年、2006年写的几个篇什。《宫里的日子》，根据《资治通鉴》改编的短故事，是给徐静蕾写的电影脚本，《梦想照进现实》也是电影脚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北京话版）是王朔“在完全没有觉悟的情形下望文生义乱解的”。本来还想用初中物理再解一遍，因为心浮气躁，王朔留到日后再说。《我的千岁寒》是给张元写的电影脚本，取材《六祖坛经》，写了三版，认识每提高一次就重写一遍。《唯物论史纲》原来叫《论上帝是物质》，是王朔给女儿考大学出的提纲，结果女儿没写，王朔自己写得不可收拾。
    出版商路金波透露，王朔在隐居6年内写了不少东西，但是“完整的新作”没有。路金波坦承自己看不懂《我的千岁寒》，并证实就是王朔自己有些地方都看不懂。那为什么还要出版呢？他说：“看书稿相当于炒股，不关心细节。我看不懂他的状态和他写的什么事儿。但是他最大的价值就是：第一他是王朔，第二就是看不懂。有调查说《狼图腾》有97%的人看不懂，但是卖掉了100万册，所以我们是给文化虚荣分子看的。”
    王朔对《我的千岁寒》的走势信心满满，对读者的购买欲望也颇有把握，他说：“我对读者原来有个妄想，觉得这帮孙子都是势利眼。没想到人家都对我很好，宽容我，让我放刁。”
    到2007年年终盘点，被称为“旷世奇书”的《我的千岁寒》在热炒和冷销中淡出读者视野。北大教授、批评家陈晓明依然保持了对王朔新作的关注：“《我的千岁寒》是本土的，那里面出现的中国经验非常原初，个人经验也相当邪乎，汉语言也被搞得非常极端。王朔已经不能忍受常规的书写，说故事，耍贫嘴，瞎调侃，玩幽默，这些路数都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他要一种极端的书写，对于书写，王朔已经老而弥坚，爱之愈深，那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他除了以其顶礼膜拜的极端来书写，别无他法。只有荒唐导致的虚无，才是写作的极致，才是绝对写作。对于写作，对于文学本身，王朔是恨铁不成钢，那是由爱而生的恨，由恨而生的爱。终至于有疯狂的写作，有荒唐的写作。这就是无畏之书，无畏之书就是‘无谓之书’，无所畏惧了，写作已经变成绝对之事，要绝对地写——那么怎么写和写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写作还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心之所至，随心所欲了。”
    “王朔这回打的是佛教禅宗的牌，其写法，也可谓得佛家的一些手法，或曰：极其精炼，要言不烦，点到为止，顾左右而言他，玄机四伏，稍纵即逝，似是而非，被称为小说的东西，或者说小说的故事元素已经很少了，他叙写的是他的一种心境、感觉和感悟。王朔这回写小说，也一改他过去贫嘴滑舌的特点，叙述上极其节制，文字降低到最简略的地步，几乎不成段落，更不成文。只是文字连接在一起，勉强成句。讲究心性，性之所至，写到哪是哪，说到哪是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小说却不得不写，只是不得不写，只以写来体味，只以写来感悟。文字都变得不重要，得鱼而可忘筌。《我的千岁寒》就是当代文学走到绝境之作，就是王朔本人走到绝境之作，王朔这个最彻底领悟了当代写作秘诀的人居然向禅宗乞灵，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事。”
    与陈晓明的解析有所不同的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批评家李建军，他把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看成是一部拼盘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小说模样的《我的千岁寒》，也有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和类似电影剧本的《宫里的日子》；既有哲学模样的《唯物论史纲》、随笔模样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有侃大山的《与孙甘露对话》。在这部书里凸显出来的，仍旧是那个浑不吝的‘我’，仍旧是那个放言无忌的王朔。他显然想给人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想贡献自己的深刻的心得，但是，除了那个题为《我是谁》的《自序》，可以让读者一眼认出那个痞里痞气、似曾相识的王朔，其他几篇东西，既缺乏可读性，也谈不上深刻性，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他端给大家的，是一盘散发着霉味的夹生饭，无法下咽。”“读完全书，王朔留给读者最深印象的：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游戏，第三个，还是游戏。借着嘻嘻哈哈的调侃和自以为是的胡闹，一个人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也许可以制造出巨大的新闻话题，但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李建军说。

“文学的刺客对文学的谋杀”

    《我叫刘跃进》被刘震云称为“拧巴”的小说。
    “我写作不是生活感动了我，而是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刘震云说。
    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预测。“一个羊吃狼的故事，尽显刘震云式的幽默。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这是出版者印在书封上的推广辞。在写出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的同时，刘震云作为编剧及总制片人的电影《我叫刘跃进》也出炉了。
    陈晓明对《我叫刘跃进》的评价是：“这部讲述贼人故事的书，其讲述方式令人想起中国古典传奇说书的讲述语调，以及章回体小说的那种叙述韵律，虽然没有用章回体的形式，但整个格调就是章回体。但这部小说又与爱伦坡《被窃的信》如此相像，即使刘震云从未读过或从未听说过这篇小说，二者之间都如此相似。刘震云完全是中国的方式，那是传统的古典中国玩的回文或文字游戏，有如灯谜一般绕圈子，或像绕口令。总之味道是中国的，土到骨子里却有韵味。”
    陈晓明也表达了对刘震云的担心：“他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他一定要摆脱电影和电视剧的幽灵。电影和电视剧跟文学是死对头，它就是文学的刺客，就是上帝派来刺杀文学的。”
    批评家李敬泽没有“纯文学”的洁癖，不认为作家触了电就是失了节，触电不过是明媒正娶的结婚，结婚无可指责。为应对某种饥渴，当然可以把长篇小说写成电视连续剧，也确有很多长篇小说在写作之初就被规划为电视连续剧的底本。但李敬泽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志向不能限于为电视剧提供底本，它应该更直接地面对我们经验和心灵的涣散、复杂、斑驳陆离，在其中寻求表达的可能。
    李敬泽表达了对《我叫刘跃进》的肯定：“小说有一种对偶然性的迷恋，刘跃进在环环相扣的偶然性中飞奔，为自己跑出了一种命运，在这种命运中，强与弱、追逐与被追逐、剥夺与被剥夺变成了一种游移不定的游戏，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被农民工所扰乱和篡改，他仓促执拗地与劈面而来的任何一个偶然性搏斗，他失败了，但是他也成功了，他被嘲笑，他也嘲笑了我们。”
    李建军对《我叫刘跃进》的阅读经验是别样的：“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同他的《一腔废话》和《手机》一样，是一部缺乏新意、热情和庄严感的作品。虽然作者有兴趣叙述一群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生活，但是，他对他们的生活是隔膜的，隔着不是一层，而是至少三层。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刘震云看到的几乎全是生活中的阴暗面。紧紧盯着人性的丑恶和庸俗来写，也没有什么不对，遗憾的是，他只满足于夸张地丑化和滑稽地放大。夫妻之间的背叛，朋友之间的算计，父子之间的欺诈，处处显示着作者对于生活和人物的冷漠的态度。”
    贾平凹的《高兴》是2007年被推荐的作品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批评家彭学明在其负责的“中国文学年度观察”中为《高兴》写的推荐语为：“《高兴》是写农民进城后在城市人钢筋水泥般的冷漠中的奋斗与挣扎。它是现代城市里我们能够经常看到的羸弱而坚忍的身影，是现代城市里我们不能轻易听到的粗重而顽强的喘息，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
    对这部颇获好评的书，李建军也同样表达了相反的阅读经验：“《高兴》所叙述的，是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具体地说，是一个捡破烂的农民的生活。贾平凹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生活，显然是不熟悉的，是缺乏深入观察的。于是，他不仅靠随意的想象和编造来展开叙事，而且还用一种冷漠的丑化的方式来描写人物。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对都市的敌意（《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第45页），仍然可以看见对神秘世象的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的渲染（同前，第119页），仍然可以发现描写‘恋污癖’的情节世象……”

“小说精神的退却和失败”

    2007年的中国文学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年度观察中呈现的是“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外部景观和“大音希声、静水深流”的内在品相。“长篇小说写作里，除了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还有阿来的《轻雷》、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肖克凡的《机器》、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艾米的《山楂树之恋》、麦加的《风声》、格非的《山河入梦》、储福金的《黑白》、关仁山的《白纸门》和陈行之《当青春成为往事》是值得关注的。”
    与此相异的是批评家和编辑家的年度推荐。《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给王朔的新作《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的推荐语里写道：“方言的女儿变成中年人以后，终于找到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王老头，打探她父亲方言英年早逝的秘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王老头，在后辈不停的追问下，开始断断续续地回忆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请注意，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概是距今约三十年前的某些日子。”
    陈晓明的评价则是相反的：“王朔的《与我们的女儿谈话》太生硬了些，他的形而上学还不到位，想与当下经验拉开距离，单靠外在标识是不行的，例如，老人的叙述口吻，以及“未来时”都不能具有真正的内在定力，还是要有书卷在里面。王朔幻想摇身一变立地成佛，精神可嘉，但还要有时日。他在做一项前无古人的实验，那就是一身匪气中能透出神气。但现在透出的还是邪气，也许邪气离神气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也够走后半辈子的了。邪气中透出神气，那是好作品，而神气里有一股邪气就是赝品了。”
    麦家的《风声》（南海出版公司版）和孙甘露的《上海流水》（上海书店出版社），也是程永新推荐的。
    “《风声》的封面打着‘《暗算》二部’的字样，但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全书分为上部、下部和外部三部分，上部叙述了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下部是故事中的当事人对故事的反驳和重述，外部是死去的日本特高课人员对上部故事的补充。在西方学者宣告后现代终结的时候，麦家为我们贡献了《风声》。”
    “被主流文化包容的表象，无法改变孙甘露的边缘状态。一部《上海流水》，记录的是没有年月日的日常生活，让人读出的全是游荡和逃离。隐藏在优美文字下的一种精神气息，一种艺术趣味，一种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虽是时代微弱的不协和音，却弥足珍贵。”
    李敬泽在描述2007年总体文学景观时说：“在‘短’的、即时的和零散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长篇小说的特殊关注透露出对总体性的饥渴，我们——作家和读者——都在长篇小说中希求某种整全，哪怕是形式上、语调上的整全，要看到命运，看到对世界、现实和人生的某种自洽的建构，以便抚慰我们涣散的心。”
    “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仅是如何理解历史，更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如何延伸到现在，它如何从过去驶入了现实的、茫然的生活沼泽。我们要在沼泽中讲故事，想象和探索一条延伸下去的路。”
    “所以，朴素的和自然的长篇小说已不可能，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既不朴素也不自然。在这个时代，任何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所构成的命运都是不自然的。有很多小说致力于论证人的失败，论证庞大的现实怎么把人压垮，不管这样的小说是如何愤世嫉俗，不管它们是以批判的名义还是以底层的名义，我认为，这都是小说精神的退却和衰败，这样的小说很是‘自然’，但它不是人的斗争的故事，而是人的屈服的故事，小说的志向不在于论证人的屈服。”
    “2007年，在‘纯文学’的范围内，作家们依然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历史提供了一种‘自然’，作家通过与历史的对话为小说确立形式。王安忆（《启蒙时代》）、格非（《山河入梦》）、林白（《致一九七五》）皆是如此，在历史中，人可以被安放，可以有一种自洽的整全的感觉。”
    “然而从整体上看，我们所说的‘纯文学’范围内的长篇小说作家被刘跃进们、被年轻的小说家们、被2007年引进的大批外国小说家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还得解放思想，他们需要一点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热情，他们太老于世故，他们不相信偶然，他们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每当写到现实生活，他们就变成了犁地的农夫，从这头推到那头，他们本应是建筑师，以零散的砖瓦建造出一幢楼阁。他们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
    批评家谢有顺在表达对2007年度作家“无法写出现实的复杂性”的遗憾时说：“归结起来，可以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没有信念，就无法诞生一种贵重的人格，甚至无法逃避哪怕是渺小利益的袭击，这很可悲。而我是越来越看重写作者的人格力量的。一切的写作问题，其实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一个破败的人，无法建立起任何值得信任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