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相济】母亲的对抗

父亲死了，母亲活着。父亲死时不到68岁，母亲今年已经77岁了。父亲的早亡让我对自己的寿命充满担忧，母亲却让我渐渐自信起来。我经常对她说，你可要好好活下去，我像你，你活多大，我也能。那时，母亲会笑，已属高寿的她喜欢听我说我像她。

我年轻时就跑到北京流浪了，内心始终充满了不安全感。多年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让我生命的肉体和灵魂里都塞满了恐惧。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我对人类缺少起码的信任。很多与我接触过的人都会非常奇怪：你为什么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一个群体？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我总是反问：它们难道是可以相信的吗？

所以，在这个国家没有丝毫保障的我喜欢买房子。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有人对我说别买房子，北京的房价已经比国外高了，肯定要降。不买房子能买什么？不知道。还是只能买房子。当时我特别喜欢说：砖头总比纸片儿结实。

能买房子的总是挣了些钱的人，即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而且，买的房子多了，总是能越住越舒服。

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总是在北京住半年，在乌鲁木齐住半年。我认为她住在我买的那些房子里应该是舒适的，也应该是快乐的。从1998年到2011年这些年我与母亲在一起时，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苍老，如同所有的儿子一样，我也是一天比一天心疼。大体上我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是温暖的，放松的，舒适的。直到有一天，人们开始议论房产税、物业税。我买了点房子，很怕征收房产税，希望房价永远上涨。我开始以为母亲住在自己二儿子王刚的家里，应该与他一样地害怕房产税。其实我错了，母亲与我完全不同，她像其他的穷人一样渴望政府征收房产税而且要高税率。我对母亲很不满意，她住在我这儿，却不跟我一条心。可是，母亲因为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她的大孙子还需要买房子，就总是希望房价能降下来。母亲本来算是有地位的人，时间却使她渐渐沦为这个社会的基层民众。从企业退下来的老人们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地增长，当终于有一天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时，母亲已经变得贫穷了。于是，她拥有了一个老人的强烈愤怒，她渴望自己追随了一生的国家能够制止腐败，还世界能有一个她最风光时的公平。

母亲思维敏捷，喜欢辩论，在这点上我肯定像她。于是，两个好斗的人，一对世界上最亲的母与子经常就房产税争论。母亲开始总是尽量隐藏自己的观点，她显然能理解我的压力和担忧。我的态度却总是咄咄逼人。母亲渐渐地忍不住了，她开始像我对抗房产税一样地对抗我。我知道母亲是心疼我的。可是，她更心疼自己的尊严，以及还很拮据的大儿子和大孙子要买新房的处境。争论总是在早餐后爆发，争论渐渐变得时时爆发。终于有一天达到了戏剧高潮：母亲说如果不征房产税，让房价这样无边地涨下去，会亡国的，政府当然要对整个社会负责。我说，我当然跑不了。你以为房产税与你无关？爸爸死了，你自己一个人住在130多平米的房子里，按照上海的方案，一个人只能住60平米，你已经远远地超过标准，肯定要征你了。而且，我哥与他的太太两个人住在180平米的房子里，也严重超标，肯定也要征的。母亲当时就愣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么贫穷的人，竟然房子也会超标，她从来没有想过房产税也会征到她的头上。那天，母亲坐在那儿目光呆滞了很久，终于说：他们如果敢到我的家里征税，就把他们赶出去，我都活成这样了，还来收我的税！

最终，上海与重庆的房产税方案公布了，国务院批复了，与我跟我的母亲无关！我们思虑，愤怒，智慧，愚蠢，自私，公平都像垃圾那样毫无意义。也许垃圾还有意义，我与母亲的语言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家里平静了，我却开始反省：多年来我通过积累拥有了一些钱，别人看来不少了。我却还想要得更多，而且还是仍然没有安全感。于是，GDP持续增长，我持续吝啬，没有让母亲与兄长更多地享受到我富裕之后的成果。母亲不会害我，她爱我。可是，她的对抗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