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20110509）

愿他飞得越远越高

杨潇笔下的刘长乐，立体、鲜活，但凡成功人士的特质，都能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所采访的对象，无论距离远近，关系亲疏，对凤凰的成功，都有由衷肯定，没有刻意迎合和谄媚。

他是我现在的东家。2002年10月，他和凤凰聘用了我，让我有机会走进电视媒体，并在这个平台打拼至今，他和凤凰是我人生的另一位“伯乐”， 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当然，我们同样付出生命的一部分和全部的气力与心血。

凤凰的从业者，对幸存和建设的辩证关系，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解读。创业之初，对“幸存”意涵的解读不会如此厚重。如果当初步步为营，不思进取，左盼右顾，畏缩不前，缺乏飞越黄河的魄力和勇气，肯定难有今天的作为。

涅槃方能重生，与任何一个品牌必须不断“创造性破坏”的规律吻合，愿凤凰飞得更远更高，它理应有更多精彩和成就。

杨锦麟（凤凰卫视）

《刘长乐 界限的艺术》

刚读《南方人物周刊》刘长乐专访《界限的艺术》，1、“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是句实在的话，刘长乐所说“积极﹑善意﹑建设性”即是在幸存中建设。2、阳光卫视在内地已关，老总陈平评价刘长乐让人回味，“既要对权力忍辱负重，也要对观众忍辱负重”。3、广义上，凤凰是一个国家立场的商业电视台。

——徐帆（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是建设者。这话挺对，不过太残忍了，把这么残忍的现实讲得如此风轻云淡，就觉得更加残忍。要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死掉的人成不了建设者，但却是建设者的垫脚石啊。

——包诸左（新浪网友）

看多了凤凰节目，有时也会想，凤凰的存在也许是用来转移公众视线的。当年犀利的节目如今已有了中年人的随遇而安。除了亢奋的语言以及偶尔在深夜才能听到的几句锐利之言，更多的时候，它都难以触碰到国内事件的报道核心。

——若蒺若藜（新浪网友）

为坚持而妥协和为妥协而妥协是两回事，对前者而言幸存只是手段，对后者而言，幸存就是目的。

——深夜一只猫（新浪网友）

《瘦肉精利益链调查》

怎不见地方行政首脑及质量监管部门对假冒、伪劣、有毒食品及商品的道歉、问责与处罚，达不到这一点治理仍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网易江苏省常州市网友

从三聚氰胺奶粉到瘦肉精事件，这其中形形色色的食品造假事件，一件接着一件。这些关系到人们食品安全的大问题，已经远远的超越了造假者道德沦丧的范围，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所以对于食品造假的事情，应当严惩不贷。没有任何理由放过造假链上的相关人员。人们是否还记得几十年以前，有人用工业酒精勾兑白酒，毒死、毒伤人事件。当年这件事情的许多主要参与者，都被判了极刑。在往后的几年里，食品参假的事情，就不多见。更没有人敢于再制作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建议国家有关部分，为了百姓的食品安全，对于食品造假者，要严惩，绝不能手软。

——何知（网易山东省青岛市网友）

跨界英雄

加尔各答推广中国旅游的光头小伙子是个脑子转得极快的人，见面的头一天，他刚接待完云南省的领导们，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家设计公司。他曾经去过昆明，因为两地有直飞的航班，在春城高尔夫玩过几把，当我跟他说应该把印度富人忽悠到中国去打球，并且原因在于美国目前每年只新增一两个球场，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高尔夫球场第一大修建国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仿佛有些不可思议，也仿佛嗅到了商机。

他开车极快，但从不按喇叭，夜晚也只是闪一下高灯，或者咒骂两句，这在按喇叭已经成为跟踩油门一个动作的加尔各答，实在是个奇迹，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成立了一个抵制鸣笛协会。

当从国立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处得知加尔各答有个城市活百科全书后，我们抄下了地址，准备去拜访他。在车上，小伙子不停地自言自语道，我要把他的故事拍成纪录片或者电影，然后卖给好莱坞，也许先出本小说？

拜访完老头的那个夜晚，他带我们吃了正宗的孟加拉菜，十分可口，最后在我们付账之后，他还在雨夜里带我们绕了加尔各答一圈，去到了游客所不知道的加尔各答。首先是港口边卡车司机居住的贫民区，接着是昔日最为繁华的穆斯林集市，最后还应我们要求开车经过了红灯区，那部《生于妓院》的纪录片就在里面拍摄，他说城里一般都有隐秘的召妓服务，从800到两万人民币不等，我顿时怀疑这是否也是招待中国官员的服务项目之一。

在2009年的一本印度杂志上，我也看到了类似的封面报道，标题是“白肉交易”，说是在迪拜泡沫破裂之后，6000多名妓女来到印度开拓市场，满足印度男人们对白种女人的幻想。接着他还说起了自己的美国女朋友，他们现在通过Skype联系。

当我们回到居住的集市，印度人正在街上疯狂地庆祝国家板球队的胜利，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这些都是穆斯林，这会反而是他们最为印度骄傲。”当狂欢的人群开始进入高潮时，他退到了后面，抱怨地说道，“这帮人真是疯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大骐

神存在于牛粪中

在印度采访。我和摄影师大食坐夜火车到了圣城瓦伦纳西。那时还不到凌晨5点，车站早已一片喧闹。缠着红头巾的苦力，用脑袋顶着行李快走；卖奶茶和咖喱角的小贩吆喝不停；最惊人的是，乘客们打着哈欠下车，花1卢比买一根长10厘米的树枝当牙刷，然后把绿色的唾液吐在站台上。

“他们杵得好开心，”大食说。我俩看得也很开心。

接着，我们看到站台下满是五颜六色的垃圾和人体排泄物，老鼠们在其间热烈地寻找食物。

我和大食又震惊了。

在中国，已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每当火车快进站时，乘务员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厕所门一锁，任谁也别想使用。但我对大食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谁也不能剥夺人民排泄的自由。后来，旁边一位来朝圣的婆罗门就对我们说，站台下的景象不仅不应视为对尊严的侵犯，还应看作是对自由的表达。

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停满了觅食的“摩的”。在昏黄的路灯下，和城市一起被简略成一片低矮的剪影。空气中飘着牛粪和硫磺的味道。我不由想起世界印度教大会激进分子苏尼尔·曼辛卡的一句话：“神存在于牛粪中。”

这是我们刚到印度不久的见闻。很快，我们俩就习惯和麻木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