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高放谈“社会主义五百年”

84岁的高放教授家住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子里，房子在4楼，90平方米，没有电梯，每天爬楼上下也习惯了。书房里堆满了书，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杂志堆到了走廊。房间没有装修过，摆着1970、1980年代的家具。

高放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期的元老，从23岁开始走上讲台到现在61年了，自称“平民教授”。1981年他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导，因为在学术界的敢言，“高放”的名字被同行解读为“思想高度解放”。

2009年教育部在人大设了文科一级教授的试点，高放被评为人大惟一的政治学科的荣誉一级教授，“相当于荣誉院士或荣誉学部委员”。教育部至今还没有规定一级教授该享受的相应待遇。“别人到我家里一看，说你住的房间怎么还这个样子？我说，学校没有亏待我，学校前年颁发荣誉一级教授证书时还给我照了相，校长给我送了鲜花。”高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博士生定期来他家挤着上课，他眼睛有病，不能用电脑，学术活动还很繁忙。这些天，他在为几家杂志撰写有关建党九十周年的论文。

2010年5月2日，上万名德国人在柏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德国福利救济紧缩政策，被缩减部分主要涉及那些流落街头的穷人。一位示威者举着马克思的画像，画像旁边写着：“马克思的理论是真的，我们每天都感受到这一点！” （CFP/图）

南方周末：你研究社会主义六十多年了，关于社会主义话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高放：最关心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在什么样、将来往哪里去。

最近于幼军、黎元江出了一套书《社会主义五百年》，这个题目是我建议的。书前两卷早就出版了，当时叫《社会主义四百年》。我说社会主义不只400年，社会主义思想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算起，到现在应该是近500年。

现在中国人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就是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为什么到74年的时候垮了？苏联模式垮了不只苏联一国，还要加上整个东欧一片八国，还有亚洲的蒙古和柬埔寨，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本来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江山，人口、地理、工业产量几乎都是三分之一天下了，这十一国为什么稀里哗啦地在1990年代初整个垮台了？

现在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剩下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中国取得的成就最大，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古巴、越南、朝鲜、老挝要借鉴我们的经验，建设越南特色、朝鲜特色、老挝特色、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中国搞的社会主义现在来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高放：我觉得从中共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这段搞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俄国原是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原是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突出贡献是从1930年代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认识到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中国应该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但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认识转变了，认为不能长期搞新民主主义，应该尽快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已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一建国就宣布“一边倒”，倒向苏联这边，东欧八国大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通过人民民主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中国还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跟人家差了一截。当时那样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加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分三步走，资本主义改造也分了三步走，先是加工订货，后来发展到公私合营，最后全行业合营，不是简单的对资本家剥夺和排挤。但是也因为从1949到1956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领导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1958年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实际是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左”。1958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想取消工资制，要在全国改为供给制。“文化大革命”就更左了，这个教训太大了。

高放在家中。他是19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期的元老，自称“平民教授”，1981年他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导，因为在学术界敢言，“高放”的名字被同行解读为“思想高度解放”。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图）

苏联垮台是因为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

南方周末：你认为苏联体制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高放：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

苏联是1954年最早建立第一个核电站，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苏联第一个载人宇航飞行。苏联科技领先，给美国很大的刺激，这两个制度展开在科技方面的竞争。1969年美国第一个载人宇航在月球降落，超越苏联了。苏联这个体制只注意了军工的发展，忽视了民用企业的发展，苏联人民勒紧腰带发展航天事业。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死了20万人，且辐射将影响100年。

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技术不过硬，有很多毛病，结果领导没有很好地采纳这个意见。苏联在1960、1970年代核电站就出过好几次事故，报纸都不公布，宣传上报喜不报忧。

1986年4月26日凌晨就发现核电站出事了，结果往上报的时候，没如实向总书记报告说核电站爆炸了，仅仅跟总书记说核电站出问题了。凌晨五点多，戈尔巴乔夫还在睡觉，接到电话，马上就问科学院院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罗夫，他就是这个核电站的设计者，这个83岁的老官僚还没退下来，他说不会出问题，可能出一点小毛病，而且开玩笑说，你可以喝一杯酒、睡一个好觉。

有人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苏联灭亡的一个预兆，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它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暴露了苏联过度集权的官僚体制的严重弊病，几十年都没改。现在很多人在总结苏联灭亡原因时，都是说由于苏联“高度集权”，我认为应该说是“过度集权”，“高度集中”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集权多还是分权多的问题，根据每一个国家具体条件应该有所选择。但是“过度”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苏联体制“过度集权”的表现是什么？

高放：比如以党代政，这就是过度集权了，苏联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党中央去了，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后来变成了橡皮图章表决机器，一切都由苏共中央来决定。苏共中央不是集体讨论的，有不同意见作为反对派都被斯大林消灭掉了，最后在党内是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

斯大林体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危害，我用三句话概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个人集权制，党政军三大权他一个人独揽了，斯大林既是总书记又是政府总理，又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过党政不分，列宁说党政体制要分开，首先从党入手，设一个总书记，专门管党员工作，这就是苏共设总书记的原意。斯大林1922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直到他去世，当了31年，是终身制。

我们国家有进步，废除了终身制。我们党章里说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1982年宪法规定，政府主要领导人不得超过两任。但是权力仍然是过度集中。中共党内民主有变化，过去毛泽东是他一个人决定，现在一个人决定是不行的，要集体商量，但党内民主仍然是不充分的。现在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但党代会理应实行年会制与常任制。

2011 年6月22日，南京60岁的老裁缝胡养胜在加紧制作红军服。这一个月来，胡养胜接下的活儿几乎都是红歌会的演出服订单。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很多单位、团体、学校都会举办庆祝活动。服装租赁市场上，经典的红军服一衣难求。随着演出临近，很多租不到红军服装 的参演单位只得转向订制。“红军装”每天的租金为每件三十元左右。如果定做，一套大概上百元。 （安心/CFP/图）

资本主义有缓解局部矛盾的机制

南方周末：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一百多年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怎么发展？

高放：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19世纪资本主义就应该灭亡了，《资本论》里明确讲丧钟敲响了，马、恩多次讲了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解放。他们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就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的注意和研究，英国、法国、德国都分头在搞社会保障制度。它们开头仅仅搞一个济贫法，济贫法仅仅救济一部分穷人，后来搞社会保障法，保障全社会的安全，给你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让你参加企业管理，调动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有工人斗争的原因，最终还是靠科技。

南方周末：资本主义有许多弊病，但它为什么灭亡不了？

高放：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修复机制，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所以，每一次危机，总有人起来给它出主意。资本主义危机渡不过，只有两次，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危机没有渡过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第二次危机没有渡过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东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

资本主义总结它两次失败的教训，不断改进。战后美国危机已经发生了十多次了，都渡过去了；而且每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还是具有活力的。美国2008年很大的危机，现在才三年，基本上复苏了。

美国这次危机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本·拉丹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使美国失去两千多管理层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会从各个方面给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报刊经常登出来这样的文章，对政府敲警钟。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苏联历史上不是没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等等。邓小平在我们国家提出“市场经济”，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实际上邓小平1979年就谈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到1991年才能公开地说出来。资本主义有很多人给它出主意，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其矛盾，但是能缓解局部的矛盾。

中国模式是四种模式混合

南方周末：《参考消息》最近刊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质疑中国模式的属性，认为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你怎么看？

高放：这个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中国现在有社会主义。2010年我们学校研究生采访我对中国模式问题怎么看。简单地说，我不同意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模式就是标准的显示，中国领导人现在都不用中国模式，用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另外一种认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好得很，现在很多国家都向我们学习。

据我考证，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了中国模式，不仅有中国革命模式，还有中国建设模式。后来为什么我们领导人都不讲中国模式了？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路子走过来了，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我们现在领导人都不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那么，现在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我说现在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是一个四不像的模式。

中国模式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来的，我们要改革苏联模式，才出现中国模式，跟苏联模式比较起来，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都有很大的变化，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有目共睹的，把中国模式说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模式，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点，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模式现在真的掺杂着美国模式的东西。最明显的，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最近有消息说，中国亿万富翁接近60万人了，比美国多得多。我们的官员腐败超过美国，美国的官员没有我们腐败得这么严重。特别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完全采取华尔街模式，报纸公布，保险公司总经理一年六千多万元收入。这是美国模式的东西。

此外，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存在。

我们还有欧盟模式的东西，就是有国营经济的东西，国营经济要有国家垄断的行业，像石油部门、电信部门。但私营经济的成分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叫非公经济。

所以，中国模式现在还在形成中，实际上四个模式都有，有中国特色，有苏联模式，有美国模式，有欧盟模式。中国今后的发展就应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少苏联模式的弊病，减少美国模式的弊病，减少欧盟模式的弊病，这样使中国特色能够全面形成。

南方周末：我们应该如何完善中国特色？

高放：关键看我们今后怎么实践了，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党的文件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得很圆满，但是还有待在实践上落实。我作为一个平民教授，最切身的体会，我们党提出来“以人为本”，这非常好，我们也做了很多以人为本的事，但是我们国家“以官为本”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中学生说他们未来的理想是想当领导。中国今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在于领导人怎么说，党的文件怎么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做，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