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耀辉：写歌是为了令社会更宽容

周耀辉，香港著名词人，和林夕、黄伟文并称为“香港三大填词人”。曾于香港政府、亚洲艺术节、明报及商业电台工作。作品类型广泛，包括达明一派《爱在瘟疫蔓延时》、《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黄耀明《维纳斯》、《下世纪再嬉戏》，王菲《色盲》、《流星》，林忆莲《一个人》等。

周耀辉一直是另类的。他的词看似歌颂风花雪月，然而扒开华丽的外壳，却看见他站在文字里，大声批判政治、社会和文化。他说他写歌是为了令社会更宽容，“我通过文字告诉大家，真理不止有一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圣经，拥有属于自己的真理。”

曾有人这样描述“香港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

在二十多年前首度填词时，周耀辉就顶着“另类”的标签。1989年，周耀辉为达明一派创作了《爱在瘟疫蔓延时》，开始一鸣惊人。此后，在达明一派《意难平》专辑中，周耀辉写了《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建立自己批判现实题材的独特风格。

周耀辉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认为创作除了靠天分外， 还要遇上赏识自己的伯乐。1990年，随着达明一派的解散，加上情感歌曲占据当时流行乐坛的主流地位，周耀辉的“另类”给他添了阻力。他给别的歌手作词时，退稿的情况不少，理由大多是“太复杂”、“要简单点”、“煽情些”。对此，周耀辉无可奈何，或许是小时候住在贫民窟的艰苦经历，让他学会了另类思考，“写情歌时，我并不是故意复杂的，爱情在我眼里，就不是一往情深的，也不是简单的”。

直到给许志安写了《不倦的蝴蝶》、《迷糊情欲对象》，事情才发生转机。这两首同样标着“另类”的歌，一炮而红，给了周耀辉很大的信心。“除了达明一派，我也能给主流歌手写些另类的、有趣的作品，很开心。”此后，他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王菲、陈奕迅、谢霆锋等艺人写过数百首歌词。周耀辉的成功，证明“香港不只有情歌”，他那些披着情歌外衣的歌，写的都是更开阔的世界，开拓了“情歌”的空间。

当周耀辉名气渐长时，1992年，他离开香港远赴荷兰定居。远在荷兰，他过起了远离尘嚣的生活，每天读书、写词、看电影、听音乐、泡酒吧，日子不亦乐乎，但他并没脱离香港流行乐的脉搏，也未错过香港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从词人“个体户”时代，到先后与宝丽金、滚石、英皇等大集团签约，到出版《突然十年便过去》，周耀辉在主流创作与边缘创作之间，始终保留了那份“另类”。

记者：突然十年便过去，是你对青春的感慨，还是其他？

周耀辉：“突然十年便过去”这个标题来自我创作的一首歌，叫《给自己的信》，里面提到女主角给十年后的自己订下计划，十年过去了，很多没做到，感触很大。这本书更多是我二三十岁时创作的，很久了，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我希望与读者回忆，回忆过程中，思考一下十年间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也希望他们对十年后的期望。

记者：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你有什么不同？

周耀辉：这十年间，我失去我妈妈，这是无法弥补的事实。在未来，我会珍惜我的家人朋友，这也是近两年，我多回香港的原因。

记者：生活在荷兰，感觉与香港有什么不同？可否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香港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不同？

周耀辉：用形容词来形容的话，香港很容易身不由己，在荷兰，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因为在荷兰很简单，每一天都能思考怎样去利用自己的时间，不会很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有很多自己选择的机会，有很多空间会想“做人是为了什么”。但在香港，到了哪里都很匆忙，很被动。

记者：从1988年到现在，与你合作过的歌手包括谭咏麟、梅艳芳、林忆莲、王菲等，有些歌曲还在港台成为畅销金曲。大部分作品都是你在荷兰写的，地域的差距，会不会令你感受不到这种成名的激动吧？

周耀辉：当然这是一种欠缺，但有好也有坏。比如我感觉不到这种兴奋，少了那份创作的激动。但没有这份激动的话，我能让自己更加清醒，不会为了流行而创作流行，按照自己的关怀、自己的方式来写，自然就能得到回响。

记者：对你而言，作词的意义何在？

周耀辉：我希望透过文字与读者进行沟通。

记者：你的文字，往往给人带来很多惊喜。

周耀辉：很多生活在内地、香港很多人会羡慕我的生活，说我生活得很悠闲，下一本书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创意，创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多开放自己，多去接触自己想接触的东西，让自己受刺激时，自然会有反应。比如我现在有个专栏名叫《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涉及恐惧，我们要多思考自己恐惧什么，还要学会记录当时当刻的想法。我的习惯是一旦想到什么，就立马记录下来。

记者：你的歌曲很多写到政治、宗教、文化等题材，里面带有批判意味，这与你的思想有关？

周耀辉：是的，这一定是与想法有关，我相信每个写字的人都是从心出发来创作。至于你说的批判，我不知能否这样形容，对我来说，小时候生活困难，就渴望更多选择、更多空间。而我写歌的终极目标是令社会更宽容，令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说更多的话。基督教会有圣经，每个教徒要合乎圣经的内容才能生存。但我认为，真理不止这一套，如果一些人选择了自己的圣经，我希望不要判他们有罪，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宗教，只是希望尊重不同人的选择。

记者：你在《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专栏里写恐惧症，从A可以写到Z，那你有什么恐惧的？

周耀辉：我有很多恐惧，但最大的恐惧是自己失去希望。我小时候对世界很灰暗，后来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没做，我希望自己能保留这种希望，也希望身边的朋友对未来充满希望。

记者：这是不是你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周耀辉：我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人吧，因为这种安全感我才能大胆说出，我想要更多的希望。对于一些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希望”二字不会轻易透露。我们的世界的确充满不安全感，大部分人会透过买楼、投资、结婚、养狗来转移，而我会将安全感放在文字上，文字在过去给了我很大力量。在未来，我相信它的力量依然存在。

记者：据说你是一个容易哭的人？

周耀辉：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笑）我不是一个容易在别人面前哭的人，但我一个人时，就很容易哭，尤其在看电影的时候。在我妈妈过世时，我以为会以平静的心情对待，但不行。譬如在做访问时，媒体很容易让我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很容易牵起伤感，就会忍不住哭。

记者：所以说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周耀辉：我不知道啊，最近我越来越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的脆弱。很多人遇到伤感的事时，觉得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哭啊，会用最大的坚强令自己不要哭，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刻意的坚强。当我们每天上班、学习时，都需要很多力量去支撑，有时候容许自己脆弱些，没多大所谓啊。当你愿意脆弱时，对方也愿意脆弱些，那样就能接触得更多。

记者：什么能让你哭起来，或是让你产生恐惧？

周耀辉：我感觉到别人生活的艰苦时，就会忍不住。比如以前看成龙的电影时，每次电影结束后都会播几分钟的拍戏花絮，看到他们为了拍好一场打戏，真的被打到眼肿肿，我就觉得赚钱很辛苦啊，我们只是花几十元去看场电影罢了，原来他们要付出那么多。

记者：很多人说你写的歌词里有一种世纪末的情结，那你想过末日吗？

周耀辉：说完全没想过，是骗你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吧。世纪末日对我的意义是，如何度过今天。现在香港很流行提前退休，说退休后要怎样怎样，我会提醒说不要等到退休，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末日意识可以是一种很积极的力量，有什么没做的、很想做的，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