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张宪文当时一手研究民国史，一手研究党史。“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万一来了怎么办？党史不能放，不然没饭吃。”

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中国社科院几代研究者主编的36册《中华民国史》，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多位修史学者，还原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在中国昆明的大坝机场，一名中国卫兵站立在一辆破旧的坦克残骸上警戒放哨。 （选自《国家记忆》/图）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对30年前的“民国大事记”的写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订。

“民国大事记”，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民国史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包括“民国史、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庞大研究项目，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今年完成全部编撰工作，全套36册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民国大事记”中，韩信夫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

“大事记”里的1949年9月26日新增一条史实：周恩来就未来的国号是否简称中华民国，征求六位辛亥老人的意见，只有黄炎培一人坚持应该使用此简称。韩信夫说：“就是提供一个事实，让大家去判断。”

韩信夫和同事们还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研究员黄道炫主写了国共两党上世纪30年代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他感觉，过去的历史书只强调这过程中中共的壮大，他的写作更侧重于“每一次共产党的壮大，都是以国民党的内乱为背景，因为弱者永远是在强者衰落时寻找生存空间”。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