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文学奖品质的一种角度
人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好作品都获“大奖”，但人们却有理由要求所有获“大奖”的作品都是好作品。 今天已没有人写当年王愚先生 （《十五篇之外》）那样的文章了，因为写这种文章的前提已不存在。
最近十几年来，每当有那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揭晓，在媒体上，在人们或正经或随意的私下谈论中，总会有许多质疑，有许多非议。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奖”，并想到那年代的一篇关于“文学大奖”的批评文章。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应该是1985年前后吧，那一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出的是十五篇作品。评选结果公布后，陕西的批评家王愚先生写了一篇《十五篇之外》。文章强调，在这期间，优秀的短篇小说并不只有这十五篇，在这十五篇之外，还有不少堪称优秀的作品。我记得，作者一一列举了他所读到的十五篇之外的好作品，并对每篇都做了简短的评说，好像也有数十篇之多。
那时候，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对那时候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是很信服的。换句话说，那时候，这种“文学大奖”在文坛内，在社会上，都是颇具权威性的。但王愚先生的文章，却使我眼睛一亮，使我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文学大奖”了。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也很优秀，甚至更为优秀的作品并未获奖，那么，这奖，还能说是公正合理的吗？还应该具有那么大的权威吗？
但1990年代以来，我的看法却又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以来，“文学大奖”的评选理念、评选方式、评选结果，都让我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大奖”。我意识到，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与其说是对那次评奖的质疑、非议，毋宁说是对那次评奖的肯定、赞美。当你强调在获奖作品“之外”，还有同样优秀的作品存在时，你实际上是认可了那“之内”的作品，的确篇篇都是优秀的，篇篇都是应该获奖的。认可“之内”，是谈论“之外”的前提。“内”之不存，“外”将焉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很浅薄的。王愚先生的文章，并未否定那次评奖的公正合理，并未挑战那时“文学大奖”的权威性。这篇批评文章的价值，仅仅在于提醒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着那少数获了大奖的作品而忽视了其他优秀作品的存在。
一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必然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只有当这种“大奖”是基本公正合理的、是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而非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时，正面的影响才能产生。而一个“文学大奖”是否基本公正合理，是否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的权威性，不在于是否有好作品和有多少好作品未获奖，而在于获奖作品是否篇篇都是好的。人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好作品都获“大奖”，但人们却有理由要求所有获“大奖”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尽管我们不能说，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大奖”就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但这种干扰还没有扭曲“大奖”、使“大奖”发生畸变的力量。因而，在那时候，“文学大奖”对文学创作是产生了明显的良性作用的。
那么，怎样判定一种“文学大奖”被扭曲和发生畸变了呢？如果获奖作品大部分都平庸甚至低劣，如果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在获奖作品“之外”举出一大堆远甚于“之内”的作品，那这样的“大奖”就被扭曲了，就发生畸变了。如果这样的“大奖”又因为权力的介入而具有一种非文学的权威性，那它对文学的恶性影响就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大奖”存在，本身就是文学的耻辱。
今天已没有人写当年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了，因为写这种文章的前提已不存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最近十几年来，每当有那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揭晓，在媒体上，在人们或正经或随意的私下谈论中，总会有许多质疑，有许多非议。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奖”，并想到那年代的一篇关于“文学大奖”的批评文章。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应该是1985年前后吧，那一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出的是十五篇作品。评选结果公布后，陕西的批评家王愚先生写了一篇《十五篇之外》。文章强调，在这期间，优秀的短篇小说并不只有这十五篇，在这十五篇之外，还有不少堪称优秀的作品。我记得，作者一一列举了他所读到的十五篇之外的好作品，并对每篇都做了简短的评说，好像也有数十篇之多。
那时候，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对那时候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是很信服的。换句话说，那时候，这种“文学大奖”在文坛内，在社会上，都是颇具权威性的。但王愚先生的文章，却使我眼睛一亮，使我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文学大奖”了。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也很优秀，甚至更为优秀的作品并未获奖，那么，这奖，还能说是公正合理的吗？还应该具有那么大的权威吗？
但1990年代以来，我的看法却又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以来，“文学大奖”的评选理念、评选方式、评选结果，都让我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大奖”。我意识到，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与其说是对那次评奖的质疑、非议，毋宁说是对那次评奖的肯定、赞美。当你强调在获奖作品“之外”，还有同样优秀的作品存在时，你实际上是认可了那“之内”的作品，的确篇篇都是优秀的，篇篇都是应该获奖的。认可“之内”，是谈论“之外”的前提。“内”之不存，“外”将焉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很浅薄的。王愚先生的文章，并未否定那次评奖的公正合理，并未挑战那时“文学大奖”的权威性。这篇批评文章的价值，仅仅在于提醒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着那少数获了大奖的作品而忽视了其他优秀作品的存在。
一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必然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只有当这种“大奖”是基本公正合理的、是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而非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时，正面的影响才能产生。而一个“文学大奖”是否基本公正合理，是否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的权威性，不在于是否有好作品和有多少好作品未获奖，而在于获奖作品是否篇篇都是好的。人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好作品都获“大奖”，但人们却有理由要求所有获“大奖”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尽管我们不能说，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大奖”就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但这种干扰还没有扭曲“大奖”、使“大奖”发生畸变的力量。因而，在那时候，“文学大奖”对文学创作是产生了明显的良性作用的。
那么，怎样判定一种“文学大奖”被扭曲和发生畸变了呢？如果获奖作品大部分都平庸甚至低劣，如果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在获奖作品“之外”举出一大堆远甚于“之内”的作品，那这样的“大奖”就被扭曲了，就发生畸变了。如果这样的“大奖”又因为权力的介入而具有一种非文学的权威性，那它对文学的恶性影响就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大奖”存在，本身就是文学的耻辱。
今天已没有人写当年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了，因为写这种文章的前提已不存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