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反常识经济学（17）

文化的惯性与嬗变

贝克尔和我因法国现行的新的就业法案而引发的暴动作了一些分析和解释，这个法案允许雇主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开除年龄在26岁以下、刚开始工作一两年的员工，这次的暴动不属于政治或社会文化范畴的事件，但很难与某些文化因素脱离干系。尽管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但该新法案允许美国私营部门签订显性就业合同，自由择业。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国家，法国更加仇视资本主义，只有36%的法国人对资本主义持支持态度，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为71%。法国人反对资本主义与其曾经一度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有关，同时法国也更容易发生暴乱与罢工，我想这也与反对资本主义有关。法国极端排外，从其努力抵制英语词汇编进法语中的行为中就可以感觉得到，而且法国抵制法国公司被外企并购，在对外关系与军事战略上，坚持走独立路线。简言之，法国的文化十分独特。那么文化差异的经济账可以计算吗？如果可以的话，关于贝克尔曾提到过的一些问题就应该是法国人的惯常做法，有关经济组织、人脉、语言和其他问题，我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大多数行为都因习惯而形成，我们可以赋予其一定的经济意义。在潜意识下做事，就是习惯。更准确地说，当成本和收益与时间有关时，行为就是习惯，成本与时间呈反比，而收益与时间呈正比。（贝克尔写过一篇文章《习惯、沉溺与传统》，发现成本与时间是正相关的、收益与时间是负相关的，这个案例十分无趣。）当一个人在刷牙时，他是有意识的，但是他在想什么却没有规律可循；他不会去考虑下一步该刷哪颗牙、刷多久、要用多少牙膏等。通常，经过多次反复，将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转化成一种习惯可以节省很多努力，而且也会获得收益。养成习惯的成本属于沉没成本，这就意味着一旦习惯养成，再做同一件事情就容易多了。这就使得人们不愿意发生改变，因为这会产生新的成本。

在文化上也有类似的道理。人们说话、摆手势、做动作、做鬼脸、用刀叉、问候他人、与异性相处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的社交行为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很多都在童年时代就学会并养成了，那时的学习成本很低。要想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文化认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收效甚微——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失去其本身的异国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会有那么多难懂的语言，尽管全世界的人都说一种语言会更方便沟通。

信念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认为成为美国人或法国人很特殊，那么他就会一直坚持这个信念。一旦你相信什么事情，那么你就不愿意去改变，除非一些疑问使得你无法继续坚持这个信念，人都不喜欢处在有疑问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坚持，他们之所以坚持某些事情，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相信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合理的原因才坚持的。一旦一种信念体系被巩固了，人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现实使得坚持这种信念与改变它成本更大。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里，尽管存在高失业率和过度管制，竟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于世界第21位，虽然远远低于美国，但是却高于德国、英国和瑞典。此外，法国人口的寿命之长位世界第三，它的工人都有很长的休闲时间。这个国家能够承受高失业率，员工的工作时间也很短，因为它拥有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工人。法国的生活水平高使得法国人不愿意重新审视自有的政治信念，因为这种审视成本很大，继续坚持原有的信念不用花费多大脑力，也不会影响到自身的生活与娱乐。法国人职业道德意识的淡薄减缓了其抵制暴动和罢工所带来的麻烦的行动力。

关于组织文化（信仰、规则、习俗、方法等），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了改变一个组织的文化的困难。罗伯特·库莫研究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约翰·纳格也做了类似的研究，都指出了美国政府在改变美国军队的组织文化上的无能，尽管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清楚，现在军队的文化不适合越南战争。屡屡发生的商业失败也同样是由于文化的问题，尽管企业已经从市场中得到信号——企业现有的文化和市场已经不相适应了。

为了有效地改变企业文化，一次性实现巨大的改变，这就要考虑我之前谈到的沉没成本问题以及组织架构问题。比如，当底待律机械公司失去市场份额时，它研究了日本的技术与方法，并决定引进，这种“学习品质”的方法强调提高生产率，同时员工要发挥积极的作用。现在来看看美国企业的情况，由于员工意识到提高生产率会威胁到自己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的法案失败了。在日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日本机械行业工作的工人，可以终身受雇，但美国工人不行。

在越南，改变美国军队文化的最大障碍就是这种改变会产生一种持续存在的威胁，就和欧洲发生的常规战争一样。通过转变美国的军队文化，使其在应对“后时代战争”方面（如全球恐怖主义、伊拉克暴乱等）更有效，那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秘书工作起来就更加轻松了。拉姆斯菲尔德主张改革军队文化，其核心思想就是：美国的军队需要技术创新。

所以说，文化是一种习惯，很难被改变，因为习惯就很难被改变。由于缺乏针对的方向，改变一国的民族文化，就如同改变一国的社会准则与习俗一样，是相当困难的。从原则上来讲，一国军队的文化可以因长官的一个命令就改变了，尽管这个命令会受到组织强烈的抵制。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没有等级之分的，除非这个国家是君主独裁制国家。改变一国的语言或是其他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需要的是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一个协调者。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认为驾驶者靠右行驶会比靠左行驶更安全有效，但是这个国家是不会轻易就改变驾驶者已养成的驾车习惯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些文化具有不协调性，所以德国和日本突然改变了民族文化。然而，法国却没有这样做。

波斯纳

作者：[美] 加里·贝克尔 理查德·波斯纳 译者：李凤 出版：中信出版社

评论

为什么包括国家和企业在内的文化要发生变化会如此缓慢，波斯纳强调了两点重要的原因，即习惯和调整成本，我同意他的看法，在此我不再赘述。与波斯纳不同的是，我想探究一些看似矛盾但民族文化却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象。概括地说，我认为经济和技术上的巨大变革使得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仅有行为方面的，还有信仰上的。

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对行为和信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家庭规模、结婚和离婚、赡养父母、婚前性行为、同居、未婚生子以及同性恋的态度在过去的50年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孩子数量增加或减少，这样离婚率就提高了，晚婚和未婚同居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爱尔兰是一个特例，人口学家曾对爱尔兰的家庭模式作了研究，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些家庭里，结婚很晚，出生率很高，没有离婚现象，已婚妇女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照顾孩子和丈夫上。《爱尔兰宪法》提倡结了婚的妇女不要出去工作，而是待在家里照顾家人，处理家务。

在过去的20年里，爱尔兰家庭模式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家庭都只有两个孩子，尽管天主教会强烈反对，离婚还是已合法化且比例在逐年上升，许多已婚妇女在西欧地区从事不同的工作。爱尔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孩子、女性是否应该出去工作等问题的看法与动机。爱尔兰的例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尽管爱尔兰家庭模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爱尔兰仍然是一个高度虔诚的国家，人们去教堂祷告与坚守宗教信仰的比例在西方国家中都是很高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后半期都迅速下降。相比于经济发展之前，已婚子女都不愿意和父母同住，离婚率上升，已婚妇女在劳务市场上表现积极。在马来西亚，出生率也下降了，而且家庭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与邻国相比变化不算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独特的文化发生了变化，出生率也下降了，尽管比西欧其他地区要高，大多数已婚妇女也出去工作了，离婚率也大幅上升。一位法国成功的企业人士面对国际听众用英语进行交谈，因为他说英语是一种商务语言。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因为抗议用英文演讲提前离席。英语的运用在法国年青一代中发展很快，许多法国的公司在开股东大会和国际交流会议时，大多都用英语。法国的麦当劳受到了袭击，但是由于许多法国的年轻人仍然会去那里消费，所以麦当劳利润仍然很高。尽管仍然存在反对与抗议的声音，但英语在法国普及得还是越来越快。

然而，我并不认为文化的变化完全由经济的发展决定。尽管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会对文化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一些重要的民族机构、民族观点以及行为还是会变化得很慢。在其他案例中，波斯纳提到了语言、对待全球化的态度、驾驶者是应该靠左还是靠右行驶、措施的统一等。相比于其他方面，家庭的生活方式变化得很慢。比如，尽管在日本和韩国，离婚率上升得很快，但是仍然远远低于西方一些国家，而且已婚妇女工作的参与度也更低了。

文化中由于习惯而形成的部分比较容易改变。首先，惯常性行为变化得很慢，因为过去的行为习惯会对当前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慢慢发生的变化对今后的行为会更加迅速地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行为变化会是巨大的。吸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甚至陷入其中就不能自拔，但是这并不能阻止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有的发达国家吸烟率迅速下降，因为有证据显示吸烟与导致癌症和心脏病有关。在过去，我们希望女人结婚后就待在家里。但是这些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的不断改进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力度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但是要改变许多人共同努力形成的习惯就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措施、基本的驾驶规定、官方语言以及民族机构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此缓慢了，尽管使用外国语言在国与国之间交流时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有部分法国人仍然抗议，英语还是成了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而且成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指南，也成为网上交流的通用语言。

那么，在法国，对青年就业法案的抵制程度到底有多强烈呢？在法国，暴乱的发生率比德国高，但是在德国、意大利、葡萄牙都对此采用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不只是欧洲存在这方面的难题。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赞成市场自由化，但却没有办法对现有的就业体制作多大改变，拉丁美洲也存在同样的难题。

但是，有关青年就业法案的冲突与矛盾不仅仅在法国有，那些拥有好的工作又不想失去特权的工作者同样反对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阿根廷和其他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同样不赞成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为什么诸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灵活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却不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很吸引人。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这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有的文化有关，我们知道随着中国迅速迈向市场经济，她已经引进了灵活的劳务机制。相比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更加复杂与独特。

贝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