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罗普洛斯 深情凝视20世纪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早就以其1970年代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19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和《猎人》)而跻身世界电影大师的行列。

“20世纪的欧洲,从萨拉热窝开始也在萨拉热窝结束,人们难道没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吗?”

新年钟声敲响,希腊宫廷舞池内的宾主以英文和法文相继高呼:“20世纪万岁!”这是电影《亚历山大大帝》的开场第一幕,1900年裹挟着殖民时代的高潮在漆黑的夜幕背景下到来,一群准备赶往海神波塞冬神庙看日出的英国游客高昂着头,与卑躬屈膝的希腊王公贵族作别,并呼喊拜伦的诗句:“新世纪的太阳!”

1980年拍就此片并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早就以其1970年代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19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和《猎人》)而跻身世界电影大师的行列,并铺陈了其专注20世纪叙述尤其是20世纪初希腊史的精湛轨道,这让也在同年代拍摄史诗巨著《1900》的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不得不自卑道:“我并不是像他那样有才华的导演。”

倒数和烟花的喧嚣掩过了电台适时播放的《欢乐颂》,1999年最后时分,在柏林运河刺骨的寒风中,不准备拥抱新世纪的犹太人雅各布投河自尽,其永世触碰不到的爱人艾连妮也在跨世纪的狂欢中永远睡去。这是大师1999年作品《时光之尘》的倒数第二场,紧接着的一片迷茫白雪中,艾连妮的丈夫斯皮罗牵着小孙女迈向勃兰登堡门,身后满布20世纪的艰辛足迹。

作为观众的我们,未曾知晓大师的影像究竟会否跨入21世纪的门廊,其在古稀之年打造的“希腊”三部曲(《悲伤草原》、《时光之尘》和《另一片海》)是否将以一个紧贴当下的长镜头作结,他却在1月25日,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三,在去往《另一片海》外景地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作品中那些穿越时空的标志性长镜头也成了再无Cut的明眸,站在21世纪深情回望充满流离失所和分崩离析的20世纪。

凝视之意象:水雾中的古希腊圆形剧场

雨水冲刷着希腊北部穷困山区伊庇鲁斯,放弃抵抗糟糕天气的归乡人踏着泥泞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躲于阴霾间的山村。安哲罗普洛斯1970年长片处女作的开场,源自其乡村勘景的亲身体验,“到达山村时已是下午,在细雨中升起的薄雾里看不见人影,裹着黑袍的女人们都缩在屋里,我却能清晰地听见男人的歌声,‘可爱的柠檬,柠檬在呻吟,吻一下的话,就会生病’,这不知来自何处的歌声让我决定开拍《重建》。”

雨的意象,对导演的家庭弥足珍贵。1944年,父亲斯皮罗被他的堂兄弟——极左“解放希腊人民军”的一员——以在德军占领时期不支持该组织的罪名逮捕并判处死刑,9岁的小西奥和母亲在田野的尸堆中寻找父亲……很久以后,父亲却意外归来,在一个雨天……又过了许久,安哲开始在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中试着描绘一个场景,开头一句就是“天下着雨”。从此,雨天、雾气和水面成了其作品渲染情绪的场景:《猎人》,水面上错落着飘过一众插满红旗的小舟;《尤利西斯的凝视》,一个散架的巨大列宁雕像被慢悠悠的货轮载出巴尔干……“水汽让我和摄影师都能产生本能的反应,该开机了。”

《养蜂人》里女儿出嫁后的失魂父亲、《鹳鸟踟蹰》中失踪的政客,他们的形象都由几乎跟随过一切20世纪电影大师的意大利巨星马斯楚安尼塑造。安哲赋予其一个高度戏剧化的舞台空间,时常在一场交谊舞或奔跑后,突然停下举目凝视远方,镜内人群也成为话剧中的群像,安静地不言一语,跟着慢步行走。到了《尤利西斯的凝视》,哈维•凯特尔扮演的亚历山大更经常选择沉默,对旁人的问话不予置答,其主观镜头下的群众像是一场盛大宗教仪式的信徒,从四面八方赶往河道或边境线默默伫立。

“仪式,在我的电影中一定得有,并倾向于展现家庭聚会的忧郁,对我来说,世界的本质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仪式感,或许是千年来沁入希腊人心灵的东正教仪式和拜占庭艺术,二维的拜占庭绘画不太重视人物的行动和情节的戏剧性,常以宗教礼拜般的结构排列于前景,后景则是神秘甚至魔幻的。“在长镜头内我也使用快和慢的节奏,是为设计出一种仪式化的因素,《亚历山大大帝》就组织得像一种拜占庭礼拜,以一种戏剧夸张的姿态,在一段特殊时间内表现出来。”

20世纪初的土匪亚历山大越狱后,在林地月光下的圆圈中,牵到一匹配红马鞍的白色骏马。“拜占庭艺术中最重要的圆形广场,决定着我的摄影,最重要的事件都在圆形广场发生。”古希腊的环形舞台对安哲的影像美学起着决定性作用。1960年代初,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导演课老师让迟到的安哲到黑板前,画一个镜头脚本。他拿粉笔随手圈了一个圆,“这就是我的拍摄脚本,一个360度的全景镜头,我不想搞正反打,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试验。”“那就滚回希腊去兜售你的才华吧。”教授当然不能退让。即便名师乔治•杜萨尔支持这个轻狂的家伙,不久后,他还是被开除了。但从此,那“滚回希腊”去的360度全景长镜头,借着《重建》、《1936年的岁月》和《亚历山大大帝》高调涌来,成为艺术电影中最为人称道的画面。

凝视之主题:旅途、边界与放逐

流传数千年的古希腊神话总是交织着神界、人界和人神间的残酷纷争,安哲电影里吵闹的政治运动、兄弟兵戎相见的战争、军事独裁下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也如同无法抗拒的宙斯之手,将20世纪的人类紧缚着,死死拴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高加索悬崖上。每每战争过后,神话里的英雄踏上返乡的旅途,失意者则被放逐。

旅途、边界与放逐,也就成了大师从未停下的故事主题。希腊神话,尤其是阿伽门农和奥德赛命运各异的归乡旅途(前者被妻子和情人所害,后者算是凯旋),经常以变形的样貌涌入安哲的叙事。《重建》和《流浪艺人》都设置了一个如同阿伽门农传说的五口之家,《流浪艺人》中的主角名字更是直接引自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在不同时空坐标下,巧妙并置和压缩了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安哲在服兵役的年纪,曾完成了一次小型任务,因为地理上的穿行和心灵深处对“另一面希腊”的发现,让其在以后的电影作品里也热衷于通过在国土之上的游历,去呈现希腊(尤其是北部山区)阴霾沉重的那一面。“漂泊/沉默”三部曲中,《塞瑟岛之旅》是一次奥德赛式突如其来的归乡,那位带有导演自传痕迹的父亲斯皮罗成为被时代遗忘的英雄;《养蜂人》中的斯皮罗是在女儿远嫁后一次茫然的上路;献给自己孩子的《雾中风景》则将主宾调换,成为酝酿某种奇迹的寻父电影,两个孩子在雪地里奔跑,路上行人像被施了定身术,呆呆看着天际,雪让时间停了下来,不停的是他们的旅程。

《尤里西斯的生命之旅》剧照 

《雾中风景》中的小亚历山大关心“何处是边界?”于是,下一个主题跟着20世纪末支离破碎的巴尔干,进入安哲的叙事空间,奥德赛式的越界旅程开始,并带来1990年代的“边界/追寻”三部曲。“人越过国界时心中常想,过去后真能和那边的世界平衡吗?如若回到一个叫家的地方,是什么感觉?”这个疑问,在《鹳鸟踯躅》中以看似在物理上不可逾越的激流和铁丝网做出呼应,一对新人及其亲朋在河的两岸开始一场肃穆的婚礼,穿黄色工作服的工人攀上铁丝网架起沟通彼此的电话线。《尤利西斯生命之旅》和《永恒与一天》同样借助前南解体后的战乱和难民背景,分别深刻表现人类沟通谅解的边界和终极的生死边界。

迈入21世纪后,因拍摄热情重燃而缓慢雕琢出的“希腊”三部曲,虽说有些刻意地让一个虚构的希腊裔家庭,去遍历了上世纪所有最悲情的历史事件,却是为了最好地提炼动乱年代人类不得已的放逐命运。1919年离开被红军攻下的敖德萨,逃亡希腊后经历与土耳其颠沛流离的人口交换,情人又追逐着美国梦而远行(《悲伤草原》);他们加入希腊共产党的移民后代,到1953年的哈萨克斯坦学习革命经验,在斯大林逝世后,又与爱人分别,开始苦难的劳动营岁月,结识了政治解冻后去往以色列的犹太情人(《时光之尘》)。若真有这么一个家族,那么他们绝对该是荷马大书特书的新奥德赛苦旅。

凝视之对象:从政治历史到微小生命

1968年,安哲曾完成一部20分钟的短片《放送》,讲述一个“寻找理想的男人”的电视台娱乐节目,在大街上被选中的最普通公务员悉心打扮后来到台里,却被以最程式化的工作模式晾在一边。短片讽刺了当时媒体的虚假性,往更深一层探寻,在那个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安哲不啻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认定庸俗的大众文化将会瓦解工人阶级的斗志。随后他于军事独裁年代,以暗喻手法拍摄的那些长片,无一不在美学和叙事上体现着这个学派的精英意识。《流浪艺人》被其自称为“最马克思主义的作品”,《猎人》因对当权者亦真亦幻的审判(右派们幻想自己被游击队枪决)而被视为“斯大林主义”式的电影。直至1980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才通过外国殖民势力、山村共产党支部和被民间放大为神的亚历山大匪帮,来让裹挟其间最为被动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10年后,我们都看到了结果,很多人都相信世界在往好的方向变化,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由于其终结,每个人好像都失去了梦想。”

和大多导演总在狡辩“我的电影与政治无关”不同,安哲从不避讳其作品中厚重的政治历史背景,至少在《塞瑟岛之旅》前,历史于他从来都不是一道烘托主人公命运的背景板,而是影片最实质的部分,是叙事中与群像等量齐观的绝对主角。他师承安东尼奥尼并进一步建立“镜内蒙太奇”的超长镜头,更是一幅幅历史穿梭流动的集体回忆画卷,《尤利西斯的凝视》开篇,摄影机就在反复摇移间完成40年的穿越,即便在业已克制许多的遗作《时光之尘》中也留有此种“历史主角登台表演”的一场戏——1999年的3位老人步入大年夜的柏林酒吧,斯皮罗一人往景深处走去,服务员竟说起英语,场景回到他1974年寻回艾连妮的多伦多。

安哲电影中的主角从群像重回悲喜的个人,“漂泊/沉默”三部曲的父亲,“边界/追寻”三部曲的旅者,未尽的“希腊”三部曲中的爱人,都是在历史洪流之外难以被人听到的、呜咽着的涓涓细流,以不同的命运汇入并书写了20世纪历史。

“20世纪的欧洲,从萨拉热窝开始也在萨拉热窝结束,人们难道没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吗?”带着这样的失望和悲观,安哲罗普洛斯在上世纪末走向了关于生命的终极追问。《永恒与一天》中,恐惧着最后一天的诗人问梦中的妻子,“明天会持续多久?”“比永远多一天。”妻子温柔地回答。

部分资料来源:

《安哲的电影世界——日本作家池泽夏树访谈》视频

《尤利西斯的凝视》(诸葛沂著)

《发现安哲罗普洛斯》(Michel Ciment/Helene Tierchant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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